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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流亡者

2015-12-22 15:14:42 来源:山东商报
作者初中学生证照片
流亡路线图
 
        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战火波及之处,不少大学纷纷南下,希冀在战火中延续中华民族的文明。因此近年来,有关于抗战时期大学南下的作品不断出现,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学在流亡之外,一些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学生,也随着学校一起加入了南渡的队伍。济南人刘可牧即是其中之一,他随着济南省立一中一起,从山东出发,经河南、湖北等地,一路抵达四川绵阳等地,一边流亡,一边求学。近日,刘可牧的遗著《七千里流亡》正式出版,这部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但却重要的空白的作品,将带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本版撰稿记者李解

  那个小小的空白

  12月19日晚7点,济南泉城路恒隆广场品聚书吧。
  刘庚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走上讲台,开始跟台下近百位读者一起,分享他的父亲刘可牧的故事,而在不远处,刘可牧的遗著《七千里流亡》,正摆在书架上,安静的等待着读者们的翻阅。“他们是不屈的一群”,谈到父亲当年的流亡经历,刘庚子对记者用了《七千里流亡》中“跋”的题目做了总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论(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的南下西迁,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过中学的西迁。”顿了顿,刘庚子接着说道:“其实在抗战时期,一些中学也跟大学一样,为了不做亡国奴而选择了南下躲避战乱,他们一边流亡,一边学习,其中的心酸,并不比当时南下的大学少。”
  而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看来,刘可牧的《七千里流亡》,实际上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但却重要的空白。在雷颐看来,中学生选择南下西迁,无论是自理能力还是一路盘缠,都远不如国立大学。因此中学西迁,更加艰辛,也更加有“故事”,但是却长期不为人知。现在,刘可牧的遗著,则恰恰填补了这一块空白。
  事实上,这块空白早在抗战时期,即应该填补——彼时流亡至四川一带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师生们就曾写过当时流亡的经历,在经校长孙东生(又名孙维岳)、教师陈鹤翔(著名文学家)、李广田(著名散文家)编辑校对后准备出版,但是手稿却因为遗失而不得不作罢。“所以这部书,也算是圆了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刘庚子这样表示。
  尽管与宏大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相比,这部《七千里流亡》,更像是一部真实可贵的口述史,但是刘可牧却以其开阔的视野,向世人展示了流亡路上的多个不同角度——同学、师长、学校、彼时的抗战背景、国内外大事、甚至于文学、延安、托派、基督教等等,都有所涉猎。“(《七千里流亡》)平淡文字铺陈的细节中,全是国难家殇。”翻译家冯克利这样表示。

  省立一中,一个小“大学”

  在刘庚子的家里,珍藏有一本特别的杂志——泛黄的封面、竖向排版、生涩的繁体字,一切的一切彰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是一本诞生于民国时期的杂志。
  对于大多数的文物贩子看来,这本名为《嘉树》的杂志不过是民国时期开放报禁时的产物之一,而对于历史学者,尤其是济南民国史学者而言,这本杂志却别有意义。
  因为它是一本由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济南一中)的学生们编纂的社团文学刊物。“在当时,省立一中是全山东最好的中学。它不但面向全省招生,而且要求极其严格。”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彼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曾试图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就读于此,却被当时的省立一中负责人婉言相拒:“那时候想上省立一中,不但成绩必须要好,而且还要有思想,学校里的风气很正,师生之间也会讨论很多问题,对于学生的成绩要求也很严格,一旦达不到成绩,就要降级或者留级。”即使是在流亡期间,一旦局势稍微有些安定,学校就会第一时间复课,复课的科目很全面,一旦学生的成绩无法达标,同样会被降级或者留级。“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的铁蹄逐渐逼近济南,局势也越来越乱,关于学校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就成了当时学生们关注的焦点。
  时任省立一中校长的孙维世在跟学生们讲话时,明确的向学生们表达出了一个信念:学校应该把学生们培养成人才,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不能待,我就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而当时的教师胡维城的讲话更加让人热血沸腾:“听说日本鬼子占了天津,下令中国人都得弯着腰走路……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
  就这样,山东省立一中成为当时准备南下西迁的中学之一。“后来发现,全山东南下西迁的中学,只有三个,一个是省立一中,一个是菏泽的省立六中,还有一个是临沂的乡村师范。”据刘庚子表示,当时的刘可牧只是一个初中生而已,但是却决定与学校一起南下:“整个省立一中南下的,大约有300多人吧!”
  在1937年10月,省立一中先是迁往泰安,但是没过多久由于遭受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得不一路向西,在经过菏泽等地后进入河南,在河南许昌,省立一中与省立六中、乡村师范等学校联合成立了山东联合中学,随后又继续着南下西迁之路。

  别离,从不曾忘却

  如果不是亲历者,恐怕很难想象当年刘可牧等人所经历的各种灾难——轰炸、疲惫、饥饿、混乱、死亡、瘟疫……
  这些苦难让他们觉醒,用读书或者从军的形式开始保卫国土。
  在流亡路上,省立一中的学生们,还成立了狂飙救亡工作团,负责宣传抗日救国,而在这个工作团下,还有一个剧团负责演一些进步戏剧,鼓舞更多的人投身到抗日中来。
  而不少流亡的中学生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军队中来。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诗人穆旦的这首描述远征军的诗,曾经打动了许多人。
  在流亡路上,刘可牧的同学中,就曾有人加入了远征军,远赴滇缅去抗击日军。“我父亲的同学中,有人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有人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也有一些加入了远征军。”刘庚子表示,当年父亲的同行者中,健在者如今只有10多人,其余的大多已经驾鹤西去。“我在想,这本父亲的遗著,实际上不仅仅记录了一段历史,更是在捍卫一段记忆,一段只有亲历者才了解的记忆。”刘庚子这样说道:“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忘却,喜欢选择记忆,喜欢回避苦难,回避不堪。这本记录了父亲记忆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捍卫记忆的行动。”
  
  刘可牧(1920—2007),曾用名刘保全。祖籍山东兰陵县,生于南京,随父母迁居济南。抗战前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初级)中学,后随校流亡至四川,就读于国立第六中学。流亡途中热情参与抗日救亡宣传,因遭政治迫害,离校往甘肃谋生。1949年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职于齐鲁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昌潍师专、寿光一中、昌潍教育学院。少时便爱好写作,小学、初中时即在《华北新闻》、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发表多篇作品,流亡中也时有作品发表,1940年代一直坚持文学写作。文革后从事教学的同时,撰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及回忆文章。晚年写下抗战流亡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