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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80后,怎么办?

2015-7-7 14:05:24 来源:山东商报
        80后是谁?80后往哪里去?从大时代到小时代,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把社会现实、作品分析和评论家的个人生活体验融合在整体性的批评实践中,进行了实验性的写作。 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

  一关于新书

  “我从我个人的境遇里观察到了一代人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仅仅是外部的物质环境,同时还有内部的精神创伤。”
  山东商报:何时开始构思《80后,怎么办?》这本书,灵感何来?全书的篇章设计是怎样的?
  杨庆祥:2011年春节前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窘迫的生活状况,博士毕业刚刚参加工作,收入很低,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仅就租房一件事,已经让我大为头疼,这一点书的开始已经详细写了,就不再重复;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从我个人的境遇里观察到了一代人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仅仅是外部的物质环境,同时还有内部的精神创伤。我想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当然不是以小说家的方式,而是以一个在场的参与者、观察者、批评者的方式来讲述。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80后,怎么办”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试图从整体的角度对80后这一代人进行整体地描述和剖析,既涉及到郭敬明、韩寒等被媒体放大的80后,也大篇幅地书写了普通的80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下部“80后,面对面”选取了80后海归、国企职工、私企老板、普通工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对话,试图以个案的形式呈现不同的80后的面貌。
  山东商报:书中出现的社会调查和现场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杨庆祥:早在2006年,我就在东莞做过一次“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这次调查给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数据和强烈的第一印象。后来想写这本书,才发现以前的调查其实已经内在于我的思考脉络之中。于是在前期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调查问卷。具体形式是在东莞的一些工厂里面进行随机问卷调查,然后进行定量统计。因为我缺乏社会学方面的专业训练,这些调查都是一些最初步的工作。
  采访就是尽可能找一些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80后来进行,几乎都是用即兴聊天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能更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山东商报:写书过程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杨庆祥:最难忘的当然就是那些被采访者,他们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难忘。比如其中一位说到他在东莞街头被保安队拦住,当众让他下跪并殴打他。听到这个我当时非常震惊,这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曾经的遭遇。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变这种现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山东商报:您是知名评论家,很多评论类、专业性强的书籍叫好不叫座,而通俗文学又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深入探讨,如何在这本书中做到如此好的结合的?
  杨庆祥:谢谢你的肯定。我不能说我的书已经结合得很好了。但我确实有意识地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即,让思想性、专业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因为不同的定位,我并没有将我的这本书定位为专业性评论,我只是在讲述我的经验、困惑,呈现我看到、听到、观察到的现象和事情,如果说它有专业性,它的专业性不在于它属于某种理论和学科,而在于它一直没有放弃对任何书写对象的深入思考。


  二关于80后

  “如果青春意味着叛逆,挑战权威,藐视秩序,寻找另类的人生和另类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青春。”
  山东商报:几年前,媒体还在讨论80后的年轻、不靠谱,转眼80后已经奔四,如何看待这一群体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杨庆祥:这个不好评价。正如我在书的附记中提到的,80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的层级构成的,不同的层级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当然,我的书主要关注的是普通的、基本上处于社会中下层的80后,他们在经济处于贫困或者半贫困状态,文化上没有发言权,政治上没有参与权。
  山东商报:那文坛上呢,80后处于什么位置?
  杨庆祥:首先说明的是,我也不知道文坛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所谓的“文坛”其实是一种权力和秩序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80后当然有它的位置。但这个位置是给定的还是真正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的,还值得怀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从成长中解放》,我的观点是,如果80后还继续停留在自我抒发和青春书写的层面,不敢去面对或者书写复杂的社会和历史,80后的写作将没有前途。
  山东商报:您也是80后,讲讲自己的求学经历等人生轨迹吧。
  杨庆祥:1999年考上大学,接着读本科,硕士,博士,留校工作,几乎没有离开校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那种稍微带有点贬义的“学院派”。我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体验过最艰苦的物质生活,这已经融化为我血肉的一部分。
  山东商报:80后一代有真正的青春吗?
  杨庆祥:如果青春意味着叛逆,挑战权威,藐视秩序,寻找另类的人生和另类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青春。他们仅仅拥有的只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年龄,而不是社会学和美学意义上的青春。
  山东商报:您现在的身份是大学老师,很多人把这一类归为中产阶级,您认为呢?当代知识分子中的80后最大的窘境是?
  杨庆祥:我认为我目前完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我觉得自己经济上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上大概属于小资产阶级,这是我为什么在书中专门写一章“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原因。当然大学老师也分层级,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中产阶级了。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目前比较明显的窘境是一方面社会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要求,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道德上的绑架。但另外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将知识分子边缘化。作为一个松散且缺乏概念依据的知识分子群体,80后显然还没有找到“发声”的方式和方法。

  三关于梦想

  “当下中国的青年人并非是没有梦想,而是残酷的现实困境让我们不敢梦想或者干脆背叛了梦想。”
  山东商报:您说,“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您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的时候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国内上映时,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杨庆祥:我在书里谈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小说,这是一部典型地反映当下中国普通青年命运的作品,涂自强虽然不停地奋斗,但最后依然一无所有。这是对80年代个人奋斗和共同富裕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极大的反讽。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比,盖茨比至少曾经“成功”过,涂自强则完全无法实现他的梦想。
  山东商报:书中的一位受访者说:“连温饱、连吃喝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人根本就不会有其他欲望。你谈梦想是没有用的。”书中很多处提到梦想。当下的年轻人一边呼喊着没有梦想,一边购买着各类鸡汤书,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庆祥:当下中国的青年人并非是没有梦想,而是残酷的现实困境让我们不敢梦想或者干脆背叛了梦想。我并不认为购买“心灵鸡汤”有什么错,事实是,当这些青年人在现实中受挫并完全无望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虚幻的安慰剂。
  对于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也许更应该做的是,如何写出一部真正有营养的书,能够刺激、鼓励和激活青年的思考。这是我这本《80后,怎么办?》努力的方向。
  山东商报:那些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80后,包括90后,应该怎么做?
  杨庆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得好!我在书中专门讨论了80后的“先在资本”的问题,所谓的“先在资本”就是由权力、金钱和出身等构成的所谓“背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是一个阶级社会,一部分人通过对资源的掌握和控制,占据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而绝大部分人,则只能接受被盘剥的命运。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而社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这种不公平的加深和蔓延。如果无法通过社会的再分配进行比较公平合理的调整,社会阶层就会固化,社会结构就会板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社会之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互动,这就是我的书里面提到的:社会生产了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也会将这种不满归结为社会的原因。
  认识到这种事实是让人痛苦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铁屋中的呐喊,至于梦醒了如何走路,大概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吧。
  山东商报:您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杨庆祥:我在书中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一个被巨大的“成功”喧嚣占据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成功者”,但对于什么是成功,却又缺少自我意识。事实上,更多人只是被流行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所引导,去追求一种可见的、能够及时消费的、带来利润增长的“成功学”。这是一种商业或者资本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是真正的人的成功。
  在我看来,真正的成功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人通过实践认识到了自己的天性,并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努力完成了这种天性。

  简介
  杨庆祥
  
  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曾获“娇子·未来大家”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第十届上海文学奖(2013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4年);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2015年)。出版诗集、评论集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