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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写东西不是绞尽脑汁的事

2016-1-26 10:03:34 来源:山东商报

        冯骥才增写、修订的《俗世奇人》(足本),以清末民初天津的市井生活为背景,每篇都讲述了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冯骥才眼中,真正社会的生命还是在小人物身上,生活的本色也在普通人身上。本版撰稿 记者 张晓媛

         一 俗世奇人“奇”在哪儿

        “天津出骆玉笙、马三立,天津绝对不会出徐悲鸿、老舍这样的人物,可是北京也绝对不会出马三立。这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

        “上世纪80年代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影响了我,支撑着我。出于这样一种精神,当看到我们的文化在一个转型期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急迫的感情,才会有这样的情怀。也因为写过《俗世奇人》等文化小说,了解民间文化和民俗生活,关注各种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才如此亲密。”致力于传统文化抢救、保护和传承的冯骥才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
  他表示,之所以愿意写《俗世奇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在这个土地生活几十年,我喜欢土地里根里的那种精神,天津这块土地里独特的一种集体个性里的一种滋味,就像小刚演老炮儿一样,他喜欢这个味,我也喜欢我那个味。总得把它给写出来。另外一个原因,我喜欢玩弄一些语言,所谓文人在书斋里边把玩语言。刚才我说从唐宋传奇到聊斋都是文人笔墨写世俗的生活,你尽管写的是世俗的生活,你用的是文人笔墨,文人的笔墨就是讲究,特别讲究方块字。我觉得写这个小说也挺过瘾。”
  《俗世奇人》中的“奇”是如何界定的?《俗世奇人》实际写的就是天津人,文化学里面有一个学派叫年鉴学派,认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他在某一个阶段,这个地方的特点表现的最充分,比如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北京味是最重的。冯骥才表示,天津、上海、北京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北京是一个精英城市,它是一个比较政治化的精英的城市,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天津是一个市井城市,就是俗世,天津人跟上海人、北京人有一个不同,就举一个例子,比如北京这个地方的文人,它出梅兰芳、茅盾、徐悲鸿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天津绝不出。上海出周璇这样的文人艺术家。天津出骆玉笙、马三立,天津绝对不会出徐悲鸿、老舍这样的人物,可是北京也绝对不会出马三立。这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
  谈及如何写出自己心里想要的人物形象,他坦言,这样的小说实际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先有了故事,后有了文学性的小说。像《红楼梦》开始出现文学性,以前中国小说大部分都是故事,唐宋传奇以来一直到《聊斋》,这样的小说一般来讲不管写的多世俗,多乡土,但是用的都是文人的笔墨。文人的笔墨就涉及到一个语言的问题,中国从文学史来讲,因为诗歌的成熟在前,散文的成熟在后,所以散文受诗歌的影响,它讲究炼字,就是每一个字都很讲究。比如唐宋传奇到《聊斋》,那就是多一字不行,少一字不可,就得特别精炼。你写小说的人物故事,一般来讲我的经验就是三个细节,或者是三个情节把这个人物撑起来。但是如果你少一个情节,这个人物起不来。你得从不同的面把这个人物性格撑起来,立住。得两三个,但是关键是最后的包袱,这是中国故事的特点,就是结尾。结尾得回味无穷。”
  冯骥才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苏州有一个很好的作家陆文夫。“他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讲两三个诀窍,第一个陆文夫讲苏州园林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听松读叶堂,听风吹松树的声音,底下有看月亮的一个堂,上面有两个字“读画”,他问我为什么叫读画,不叫看画,或者观画?我说就因为中国的画跟西方的画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文学成熟在前,绘画成熟在后,所以绘画讲究文学性,画里面的文学,所谓的诗意不是看出来的,是读出来,这是中国人看画一种特殊的视角。后来陆文夫听完我的话,他说了一句话:冯骥才你算懂画。然后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等着最后一道菜,上来一道汤,我说这个汤很好喝,我很少喝到这么好的汤,把这一桌子菜的味都提起来。他说你觉得像什么?我说像小说的结尾,小说你不管前面写的多好,最后如果结尾不好,这个小说全完了。如果结尾好的话,把小说全提起来了。陆文夫又说了一句话,‘冯骥才你算懂小说’。因为陆文夫是短篇小说写得很好的人。”

         二 社会生命是在小人物身上

        “写东西不是绞尽脑汁的事,你得跟人物较上劲,那个人物自己往外蹦,那个写起来才有意思,而且你也有写作的快感。”

        《俗世奇人》中的小人物特别多,这些人物在天津有原型吗?冯骥才从天津出生,他说,自己和别的作家有一点不一样,一直在天津,没有离开过天津。“天津耳濡目染都是这些人物,我现在写了36篇,实际上我现在的故事要写100篇都是富余的。我写完了《神鞭》这些小说之后,还剩了很多人物。当时因为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开始写一些小短篇,当然前后已经写了一些。我第一批写的是在1994年、1995年,写完了以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了高潮,我写不了东西,一直隔了差不多二十年。后来一直到了去年作家出版社一个编辑跟我说,因为我这个版本很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本,作家社的版本有一个,他告诉我你的已经到了120万本,你应该接着往下写,有好几篇进了中小学的教材。我说行,我找时间。”他说。“每一年我只有三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十一,一个是五一。这个时候没人找我,我半个月把这18篇写出来。”
  “哪个好玩,哪个自己蹦出来,写东西不是绞尽脑汁的事,你得跟人物较上劲,那个人物自己往外蹦,那个写起来才有意思,而且你也有写作的快感。”冯骥才说:“我觉得真正社会的生命还是在小人物身上,生活的本色也在普通人身上,我后来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大人物的传记有人去写,或者人们争着去写,但是普通人的命运才是这个时代的命运,需要有作家为他们去写作。我觉得是最可爱的,最千差万别的往往是这些最普通的人,每个小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心灵,如果你真接触他的心灵,你从生活里获得的那种情感上的,生活上的回报要丰富得多。”
  谈到传统的文化对于青少年的给养和浸润,他坦言,希望课堂里面多一点活生生的跟生活联系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的节日,像春节的时候父母可以给孩子们买一点春节小饰品,让孩子们自己贴,他有一点春节的记忆,节日的时候可以让父母带着孩子们,之所以我们现在节日比较淡漠,主要孩子们记忆中没有这些传统的内容,要把这些内容融入在生活中约定俗成,有了情感到时候就要表达,他就要采取这种传统的方式表达,你换一种方式点蜡烛表达不了春节的感情,吃饺子才能促进感情,所以还是让人回到传统中,特别是孩子久而久之就有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