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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我用生命感受历史

2017-10-28 8:11:49 来源:山东商报

       有人如此形容:故宫,历经岁月沉浮,静默如谜,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充满了神秘、禁忌和吸引。近日,继《故宫的风花月雪》《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书后,作家祝勇又推出新作 《纸上的故宫》。新书上市之际,记者专访图书作者,朱自清散文奖得主,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记者朱德蒙

 



  故宫把我们的历史视觉化了

  记者:您出版了一系列的历史散文,如《故宫的风花月雪》《故宫的隐秘角落》《纸上的故宫》等。有人说,以往我们的历史课本学到的都是大历史,但您给我们展示了历史不同的一面,您如何理解这不同的一面?
  祝勇:课本是用知识来建构历史,我是用生命来感受历史。
  记者:您为何偏爱历史散文写作?您认为它的魅力在哪?
  祝勇: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散文是一大文种。中国人很早就有深邃的历史感,知道当下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所以十分重视对历史的书写。但这些对历史的书写,并非一堆鸡零狗碎的史料,而是贯穿着某种价值观。比如我们的史书中把有些奸臣列入“佞臣”或者“贰臣”,就是历史观的体现。历史散文不仅更加贴近人心,而且可以比较直接地抒发对历史的情感和认识。历史散文的价值不仅仅是揭开历史的隐秘,更应表达今人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记者:您眼中的故宫是什么样子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您的创作的?
  祝勇:关于故宫,一言难尽,我写过许多文字,还是说不完。简单地说,它把我们的历史视觉化了,可观,可触,可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宏伟的宫殿,比如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但它们都消失了,变成了传说。只有故宫是真切的,它不仅是中国物质文明(包括建筑、器物等)的大本营,在它的内部发生的历史,也仿佛都原封不动地存放在原处。它为中国历史(尤其是近600年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背景,让书册页的历史变得立体、亲切、实在。
  记者:您的新书《纸上的故宫》,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祝勇:《纸上的故宫》是我的一部自选集,内容选择上有点倾向于青少年。“故宫”是一个客观存在,“纸上”是我的主观表达。我希望表达我心中的故宫,当然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一幅古画、一座宫殿。我很多年没有出过自选集,我希望我的书每一本都没有重复。对于自选集,我非常谨慎。
  记者:您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如何克服?
  祝勇:自我重复。那时我就停笔,不写,去阅读,或者去写其他的东西。
  记者: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
  祝勇:有人说,《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还有今年刚刚出版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是我的“故宫三部曲”,其实不是。《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苏东坡)来讲述故宫收藏的,不在“三部曲”之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叫《故宫的古物之美》,讲故宫收藏器物的,书稿已经完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明年1月份可以面世。这样,我就完成了有关故宫书画、建筑、器物的“三部曲”。


  故宫需要更多形式展现给观众

  记者:当下,宫廷历史剧,尤其是清宫剧十分火爆,您对这些影视改编的看法是如何的?
  祝勇:历史剧,尤其是清宫剧流行是一件好事,证明观众对历史题材影视剧感兴趣,这类影视剧,也因此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的方式。哪怕一些年轻的网络写手、编剧,在面对历史题材影视剧时也不敢怠慢,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关于装饰、饮食、家具、室内装饰、生活器具、风俗习惯等,都力争不走样。凡是受到欢迎的作品,背后必定潜藏着创作者超乎寻常的劳动。
  但我不太接受一些历史剧里透露出的价值观,说到历史,首先想到宫斗,一群后宫女子,整天勾心斗角,彼此暗害,好像中国的历史,就是一帮后宫女子的叽叽咕咕。其实那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不那么主要的一部分。当然历史剧可以多样化,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创作空间,可以选择历史的某一个局部来放大,但是当它成为一种主流,大家一窝蜂都这么写,就很是个事儿了,对观众、尤其对孩子,都是误导,说严重了,对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是一种践踏。
  记者:影视改编和遵循历史事实两者必然有一定的矛盾存在,您认为如何做到“最优处理”?祝勇:中国传统文明中,值得认真书写、荡气回肠的内容太多了。可惜现在历史正剧不太流行了,宫斗、穿越成了主流。相比韩国、日本,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历史,越来越被娱乐化了,但韩国人、日本人却很注意用影视剧来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日本每年都推出许多部“大和剧”,就是历史正剧,像NHK这些大电视台,都倾力打造,他们以此来传播、弘扬自己的文明。当然,有些剧的历史价值观很成问题,不敢恭维,但这更可怕,因为它们的传播力很广。
  二十年前,中国的历史正剧还是挺多的。再往前,还有《飘然太白》这样的电视剧。这部剧是写李白的,石维坚演李白,我印象很深,至今难忘。现在统统没有了,李白、苏东坡,我们民族文化的精英,都很难成为电视剧的主角。就像许多人一到故宫,首先想到的是“冷宫”的阴暗凶险,而不去在意故宫所承载的我们民族的辉煌文明,这是一种不好的心态,已然一种集体无意识。
  记者:同样,《故宫》《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也着实火了一阵,让观众看到故宫和其工作人员不同的一面,您是否赞成将“故宫”影像化在荧屏、银幕上呢?
  祝勇:赞成,故宫博物院有超过186万件文物,故宫的文化内涵更是深厚博大,需要更多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纪录片是传播故宫文化精神的最佳方式之一。2005年《故宫》、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年6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一个影视机构——影视研究所,放在故宫研究院之下,是故宫研究院的若干个研究所之一。只不过这个机构,主要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创作,即更好地整合资源、整体规划,更好地主导故宫题材的影视创作。这个研究所目前是由我负责。记者:那么到底是纪录片真实还原,还是流行影视改编,更符合您作为研究学者的内心呢?
  祝勇:纪录片能够相对真实、深入地讲述故宫的历史与现状,《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喜欢看,里面的主人公,是我的同事,有些也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十分亲切。刚才说过,电影电视剧也是传播历史的很好的手段,与纪录片是不同的种类,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