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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挂历:一场时代的审美运动

2017-11-16 14:33:10 来源:山东商报

       1982年的一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摄影师奚天鹰到演员方舒家做客。奚天鹰和方舒是多年的朋友,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想给方舒拍一张肖像照。


  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录在198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四开本挂历《影中人》中。这本中国最早的“美人挂历”汇聚了沈丹萍、刘晓庆、陈肖依、方舒、斯琴高娃等女星,印数高达22万册,创了当时挂历发行的纪录。


  然而在拍照时,奚天鹰和方舒都没有想到,当时一张看似粗糙的生活照,开启了中国一个新的审美时代。

浙江省人民美术学院出版的1993年挂历《优美旋律》
 
向新华书店征订时的挂历缩样,只有16K大
 
钱豫强与模特张英在舟山朱家尖拍摄挂历时留下的合影
 

  试水



  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有人将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初俄国的白银时代相提并论,大家对美的好奇和未来的憧憬,在久经禁锢后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美人挂历的产生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挂历是由民国时期的“月份牌”演变而来。在1950年代,逐渐发展成挂历的形式。当时,上海粮油、纺织、茶叶、机电等涉外公司,为扩大贸易,每年于圣诞节前约一个月,印制多种挂历运送到海外各国作为宣传。它的形式,最早多为六开、四开,随后发展至对开甚至全开。挂历出现时,因印刷精美,又是非卖品,许多家庭求之不得。

  但“美人”走上挂历,仍需一段艰难的历程。北京摄影师梅生曾回忆说,最开始流行的是风光挂历,其特点是一要“有色儿”,四季分明,春花秋月、白雪青山;二是“打远”,就是要有大景深,近处远处都是实的;第三则是要“有点儿”,意思是所拍摄的景色要有名气,比如三山五岳。


  奚天鹰没想过,为方舒拍摄的这张生活照会被印成挂历。之前,他只为单张年历拍摄过古装美人。


  1983年年初的一天,奚天鹰和中央影视公司的几个朋友聚会聊天,突然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张知名女星的肖像照。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集中起来,出一本挂历?


  在杭州市武林路125号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暗房里,当时社里几乎所有的领导,以及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人事处处长都被邀请来开会。会议做出了没有决定的决定:还是让一把手拿主意吧。


  此前唯一可供参考的案例,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一本影星挂历。但那是一本双月历,画幅较小,只有8开,6位影星分别是陈冲、刘晓庆、张瑜、陈烨、黄梅莹、麦小英。


  社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为了赶进度,特许奚天鹰坐飞机赴京。在华都饭店,奚天鹰把全部样片摊在社长面前。社长一张一张地看,依旧举棋不定:“要不让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给点意见吧。”


  于是,奚天鹰又拿着样稿赶到天津,找到正在开会的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向他汇报工作。奚天鹰记得,刘杲把反转片的样稿一幅一幅拿起,对着阳光仔细审视,又一幅一幅放下,不发一言。奚天鹰紧张地站在一边,一个字也不敢说。



  开启



  出版一本挂历,最终要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同意,这绝非小题大作。


  身为摄影师,奚天鹰对这段时期中国的变化感受极为强烈。整个70年代,中国既没有思想上的审美,也没有身体上的审美。他还记得,1981年时为沈丹萍、刘晓庆、张瑜等当红女影星拍摄杂志照片时,手里的相机始终在挣扎。他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最终,仍是放弃了拍摄带有身体曲线的照片,把镜头上移,只拍摄肖像照。


  然而整个社会对美的向往,以及其所象征的美好而自由生活的追求也不断从缝隙中钻出来。衣着变了,发型变了,年轻的姑娘,开始向往用眼影、胭脂和口红打扮过的面孔,小伙子们,开始迷恋《大众电影》一类封面有女星照片的杂志。


  回到1983年的那个下午。沉默而仔细地看完了所有样片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终于转过头,对奚天鹰说:“这些演员的照片都很健康,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出的嘛!”


  这本名为《影中人》的挂历一摆上当年的订货会,出版社会计的算盘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22万3千本?没算错吧!”奚天鹰吃惊地问。会计把各大新华书店的订单重新又加了一遍——没错。而此前,一本普通挂历能有两三万的预订量,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绩了。《影中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区的美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挂历,并逐渐汇聚成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潮流。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娄德龙在求学期间对中国的挂历审美做过专门的研究,并为此收藏了近三千张挂历。他对记者分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挂历热,既与贫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与长期处于思想枷锁后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适应。“那个时期的美人挂历的标题往往是‘韵’‘纯’‘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定义,但画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热辣的。可以说,在信息流动尚不通畅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


  旺盛的需求使得片源、挂历摄影师和模特都极为紧俏。多数出版社要提前向多位摄影师约稿,才能完成一本挂历的组稿。


  摄影评论家梅生曾以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个表演班为模特,为挂历拍摄过照片。一个是巩俐、史可所在的1985级,另一个是徐帆、陈小艺所在的1987级。



  兴衰



  1989年的一天,《浙江日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美女”。这是一则浙江人美社的招聘挂历模特的广告。海选当天,600多个青春少女将杭州市少年宫塞得满满当当。


  挂历堪称那个时代的一个新媒体,既是一个流量入口,又是名利出口。挂历摄影师,便是第一把关人。每到招生季,钱豫强都会接到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招生办的电话,请他推荐学生;他也常常收到附上生活照的信件,以及来自亲朋的推荐;甚至,相熟的艺术团体如有空缺,也来咨询。


  整个90年代,“挂历大战”年年都会打响。《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介子平在《挂历风云一瞥》中写道,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摄影、西冷印社、中国美院四家出版社当年的挂历总发行量达210万册,许多品种单册印刷都达到了10万册以上。“那时的挂历,是没有库存的。”奚天鹰说。


  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以每年增涨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美人挂历的衰落,似乎是从一枚钉子开始的。


  千禧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商品房,面对刚刚刷好的白墙,他们犯了难:要不要为了一本挂历而楔进一颗钉子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时代衰落的表征。挂历市场的繁荣和衰落,是多重因素叠加而成。比如,对公款消费的控制。1996年,北京市政府便明令禁止公款购买挂历,随后,从80年代初兴起的美人挂历潮渐渐黯淡了。


  同一时期,互联网兴起,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先后上线。互联网打破了出版限制,加速了信息流通。美人照不再是挂历或杂志等出版品的特权,在互联网世界里,它们更易得,也更便宜。挂历、台历所能提供的时间提示功能,在随后出现的手机和电脑的冲击下,也变得弱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感官已被琳琅满目的各色美照喂饱了。


  钱豫强的最后一本美人挂历拍摄于2006年。他形容这次拍摄是“兵败华容道”。这本挂历只印了一万册。整个2007年,浙江人美社全社只出版了这一本美人挂历。


  不过,就像伊丽莎白·罗伯茨在她的《百年时尚摄影:图片里的20世纪》 里写的那样,“我们或以嘲弄和大笑向它们问好,或陷入追忆往昔的惆怅。但只消一瞥,我们就能将某件衣服归位于它所属的年代……”美人挂历,作为一场时代与社会共谋的审美运动,或许必将终结。如今看来,它无关品位,只是一段尚未尘封却已被急迫抹去的历史痕迹。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