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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零距离面对HIV携带者

2017-12-3 9:26:48 来源:山东商报

        作为威胁人类的头号疾病之一,“谈艾色变”依然是大多数人难以克服的自然反应,有人甚至在填写调查问卷时表示对于艾滋病人应该“找一个地方将其隔离”。事实上,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的确隔离了一群艾滋病病人,同样“进入”这个隔离区的还有6名警察。在山东省第一个艾滋病监区,有一个在这里从事了十年高危工作的监区长樊明旗,今天就听一听这些年他和他的伙伴教育改造艾滋病罪犯的感人故事。 记者 杨紫慧 通讯员郭栋



 

樊明旗

 

  从不怕死的刺儿头到怕死的父亲

  李文(化名)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出狱了,对于家里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他想去承担一些多年未尽的责任,但前段时间病情出现的变化让他的情绪一度有些波动。“病重期间并发了结核病,全身皮肤黄疸,当时就很焦虑,一直跟警官说马上给我治、马上给我治。”樊明旗告诉记者,面对李文的这种不稳定情绪,警官们一直通过零距离地照顾来疏导他的情绪,知道他胃口不好,就在规定条件之内做点儿他爱吃的。不过,现在这个“怕死”的李文跟刚进来的时候可不一样。
  十年前作为第一批进入艾滋病监区的罪犯,李文是个地地道道的刺儿头。“我都快死了,我要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要不我就自杀,要不就攻击其他人。”樊明旗对李文印象很深刻,当时监区的干警天天跟他交流、谈话,还成立了攻坚小组,但显然直接讲制度并不能让顽固又绝望的他发生转变。不过在今天我来谈、明天他来谈的频繁交流中,樊明旗他们摸到了李文的“脉”。
  李文家里生活贫困,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退休职工,妻子跟自己都感染了艾滋病,他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还有一个孩子,幸好孩子是健康的。李文当年就是为了钱绑架其他人。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樊明旗联系了李文的妻子、母亲,希望她们能来跟李文多交流,考虑到李文家里的困难,就由监狱承担来回的路费。知道李文入狱前有平面设计的技能,樊明旗就经常告诉李文“你有能力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现在应该有悔过”。
  仅仅一件事情的触动是不够的,对于李文的心态攻坚,樊明旗用四个字形容——“斗智斗勇”。李文入狱一段时间后,监区进来了一名患有艾滋病的涉黑“小头目”,较高的纠集能力和大块头的体格,不仅让其他犯人有些怕他,还令李文的“刺儿头”地位有些不稳。这名罪犯入狱之后与其他罪犯发生了矛盾被从重处罚。“比我还厉害,犯了事儿都要处罚。”严格的管理制度让李文也就此放弃了“折腾”的心思。
  CD4一直是衡量艾滋病人免疫系统的重要指标,正常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入狱前,李文的CD4只有9个,但规律的作息和良好的医疗诊治让李文的CD4渐渐提高,目前他的CD4已经涨到了300多。

  不害怕是假的,可是不后悔

  在押病犯除了携带艾滋病,还有一些人同时患有高传染性的梅毒、肺结核、尖锐湿疣等。樊明旗告诉记者,从事这份工作,说不害怕是假的。
  在艾滋病监区近十年的时间里,樊明旗曾经抬着全身随时出血的牛皮癣罪犯体检、被保外就医的晕车罪犯吐了一身,劝架时让扭打中的罪犯抓出一道道血痕……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充满了在生死边缘徘徊地时刻。
  有一年的夏天,监区里一名刑期长、心态不稳定、很有攻击可能的罪犯刚入监就撞破了头,需要马上手术,当时全身麻醉已经来不及了。局部麻醉后,不安分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伸手可及的地方就有医生做手术用的手术刀、针管等利器。“他拿着沾了血的手术刀刺向你很容易,袭警可能性非常高。”面对这个危险的病人,换上隔离服、戴上护目镜的樊明旗和同事们一边给他做着思想工作进行安抚,一边控制住他随时可能出现的反抗。“外面空调开得很凉快,心里却着急,几分钟汗就往外冒,跟大热天跑了一千米似的。”渐渐地,眼镜上起了雾气,因为要时刻关注着这名罪犯的一举一动,樊明旗摘下了护目镜。“艾滋病人的血液一旦溅入人的眼中,感染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戴着眼镜看不见了,情况紧急就摘下来。”这个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
  每年监区警察都要进行一次体检,这也是大家最忐忑的时候。“等待体检报告那感觉就跟犯罪的人等待判决一样。”引发职业暴露的危险可能下一刻就会发生,从事这样一份艰辛的职业,樊明旗告诉自己,也说给每一个新加入的同事——工作很危险,但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

  “零距离”接触换来的生命延长

  “都知道我在监狱工作,不知道管的是艾滋病犯。”是今年参加司法部“最美监狱人民警察”评选,家里人才知道了樊明旗瞒了十年的真实工作。“在网上被报道了,不说不行了。”
  虽然樊明旗回家从来不谈单位的事情,可是生活上的细节,跟他朝夕相处的人感受最深。其实妻子也早就有了感觉,看着“爱上”洗手、换衣服的丈夫,她曾打趣“去了监狱就有洁癖了么?”樊明旗说,妻子后来问他能不能换个工作,这句话她之前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干,在这个岗位一天就干好一天。”而他这样回答。
  十年来,对于监区的艾滋病犯来说,樊明旗像亲人,在全是80后的监区干警们眼里,樊明旗代表了安全感。出狱的病犯曾写信回来,说自己很困惑。“警官对待我就是我只是感染了一种疾病,可现实社会的歧视、冷漠让我们感到很有压力,没法谋生。”在很多亲人拒绝探望、父母断绝关系的病犯最渴盼亲人的时候,艾滋病监区的警官们不戴手套、不穿防护服,每天与艾滋病罪犯‘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我们想努力为他们营造一种氛围:这里没有歧视。”
  不少罪犯在向记者描述刚进监区的心情时都说,自己“没希望”“很消极”“活不长了”。“刚开始就感觉是管理和被管理者的身份,但警官像亲人对我一样,心里挺感动,从那会儿开始就好好改造。”通过大家坐在一块的交流、解决问题、传递最前沿的艾滋病治疗信息,樊明旗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病犯建立信心、改造悔过,用真诚拓宽每一个艾滋病犯生命的宽度。不少进入监区前CD4指数只有个位数的犯人,现在已经达到了300多、400多。
  “从事这个职业面对的群体是罪犯,不管什么样的罪犯都有改造的可能。”在樊明旗看来,对罪犯要真诚。“不说多么漂亮的话,实实在在的,说到就得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