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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丹心

2017-3-16 10:21:57 来源:山东商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信一直作为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方式,那些薄如蝉翼的纸张乃至竹简,承载了太多重大历史节点和人、事的变迁。其实,再往前探究,书信还有个叫做“实物信”的前身,它才是在“口信”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的人类最早的有形信件。而今天,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信”的载体逐渐虚拟化,但无论如何演变,都掩盖不住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熠熠光彩。 记者马滟宁

 



  从实物到纸张,信“走”了千余年

  对于“实物信”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早信件的概念,可能不少人有些陌生,但其实,它一直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比如几十年前通讯尚不发达的时候,我们的父辈或祖辈,还常在家书中夹寄几颗红豆,表达自己对家人的相思之情。而被人们普遍赋予了思念含义的红豆,其实便是实物信的一种体现。
  具体年代已无法考证,但古书上很早便有“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也就是说,早在文字出现之前,祖先们就曾有“结绳信”“贝壳信”等原始通信形式出现。“所谓‘结绳信’,就是在绳子上结上大小不一的各种疙瘩并涂上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含义。这些表述有的已经拥有了当时社会公认的意思,而有的则仅为当事双方约定的信物。”山东大学文学院一位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师告诉记者。
  她进一步介绍称,到了殷商时代,文字的出现大大增强了信件的实用性和可读性,表词达意也比过往更加精准,但那时没有纸,当时的人们只能把信写在丝绸质地的绢帛上,又称“尺素书”;后来,还延伸出了类似我们现在信封似的东西——将写好的“尺素书”夹在两块刻成鲤鱼状的木块间封装再传递,这一形式被后世形象的称之为“鱼书”。只是,昂贵的绢帛并非寻常百姓能够随意使用,无论是“尺素书”还是“鱼书”都是达官贵人们的专属,普通百姓只能将信写在价格便宜且制作工艺简单的木简和竹简上面。
  据史料记载,到了春秋战国,人们开始大量用竹子或木板作为写作载体,制作工艺也比之前精进了不少——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平滑薄片叫做竹简,而木头制成的则成了我们口中的木简或牍。又因它们的尺寸规整,通常是三寸宽、一尺长,所以也被后人称为“尺牍”。那时的信件,就是在这样的尺牍上用毛笔蘸墨写就的。而讲究的尺牍还需分为两层,写信的时候先在下面的木简上写明信件的内容,完成后再在上面加盖一层简片,标注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并用绳子捆扎结实,防止他人中途拆开,打结的地方还需加上一块青泥并盖章封印。这种像极了现代信件的方式,直到唐朝时期还被人们仿照。
  只是,再精致的竹简都会因自重的问题而带来不便。所以,在西汉时发明出的纸张,被迅速运用到了书信之中,到了东汉中后期,就连普通百姓也开始逐渐用纸写信了。通过各式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那时纸作为媒介载体运用到日常的书信交流当中开始普及,并最终淘汰了沉重的尺牍,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间沿用下来。

  古人写信讲究多

  除了信札形式本身极具历史感,其实,如果细细品读,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变迁中,信件的书写格式形式也有着不小的变化。“仅从‘书信’二字来看,很多现代人存在一定的误读。”采访中,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老师告诉记者。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记者发现,在古代“书”和“信”其实是有区别的,“书”是我们现在普遍认知中的信件,而“信”其实是指送信人。这样的用法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献中极为常见。比如,在汉乐府《古诗为船冲卿妻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自可断米信,徐徐更谓之。”其中的“信”字,是指来说媒的使者。
  直到《晋书·路机传》时,“书”和“信”才逐渐结合形成现代的“书信”含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信”在单独使用时逐渐有了后来的信札、函札的意思。比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寄穆侍御出幽州》一诗中便有“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的用法;而同时代诗人贾岛在《寄韩潮州愈》中也有“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的描述。其中“信”的释意都已被学术界定义与早先的“书”同解。
  后来,随着信件交流的普及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正式形成了规范的书仪,也就是书信的范本。尤其是在世家大族中特别被重视。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我国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帝王、官宦或普通百姓在书信的选词用句中有极大的不同,尤其是官方信件,更是礼仪繁多,大致可分为“上书”和“书”。
  像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李斯的《谏逐客书》、汉邹阳的《上吴王书》等都是“上书”,属于典型的向帝王陈述自己意见的与公事相关的书信,所以都以“臣闻”开头。此外,在古代的官场,还存在着一种礼仪性的贺或谢状,如李商隐所著的《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为中丞荥阳公桂州上后上中书门下状》等。多是向上司致谢或表忠心的信函。而类似于西汉文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给朋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属于民间的私信,所以在写法以及用词上相对随意。
  此外,古人写信对长辈与晚辈也有明确的区分。那时候,尤其是写给年长人的信件,行文一定有很多讲究,比如写给老师时,上款就常用到“大人”这样的敬词,正文前也多会以“敬惟”开头,表示自己对老师恭敬和思念之情。

  驿站和“捎信”撑起千年邮递路

  今天,无论是电子邮件还是手机信息,我们早已习惯了“一键发送”的发信方式,殊不知,千百年前,受通讯条件所限,古人要想寄一封信,除了人力、物力的付出,有时候还得搭上人情。
  以官方信件的运送为例,那时候虽然有专门的邮递机构,有信使和专为信使提供马匹的驿站,但这些都仅为皇家和官员服务,所涉信件也多是国家大事,绝非我们现在广义上的邮局。但即便是这样,在纸质信普及之前,信件的运送也因竹简本身的自重而有极大的压力,这还影响到了书信的风格,就目前出土的资料看来,纸质信之前的官方信札多简短,因为一旦遇到长信,就会给邮传造成极大负担。
  除了正规信函,在古代通讯普遍滞后的年代,如遇紧急战事需要传递信息时,聪明的先人还发明了“烽火传军情”,这种始于周朝延续至明清的独特信息传递方式,在边防、军事领域起了极大作用。至于古代文学、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鸿雁传书,其实不过是古人借助大雁的迁徙特征抒发自己的情感罢了,不具有实际作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的“飞鸽传书”,也已被考证仅用于官方传递军情。
  至于民间的书信往来,除了靠口信和他人的描述来传达、了解远方亲人的情况外,想要邮寄一封家书,则只有依靠顺路去亲友所在地的熟人帮忙了,这一点也得到了馆藏了大量历史名人信札的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徐国卫的证实。
  虽然,我国古代民间的邮路一直不算畅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书信的重视和依赖。据悉,明清两代是我们历史上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很多文人雅士的作品集中都收有家书,而流传至今的古代家书手稿,也多为明清时期之作。
  到了近代,随着邮政部门的建立和完善,书信一度成为人们日常交流往来的重要手段。当然,这个历史悠久的通讯形式现在已逐渐被更为便捷的电话、网络所取代,但作为一种情怀,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信始终渗透在人们点滴的日常生活中,其承载的亲情、文学、礼仪、艺术等内涵更见证着历史的脉络和发展。“这种古老的文字载体,比起电子文档要有温度的多,就像一对恋人如果能有几封书信往来,多年后再翻开,一定还会被当时的温情感动。对今天的人们而言,信件,更像是一种见证,一种情怀。”徐国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