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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为何没引发全面内战

2017-3-9 14:17:32 来源:山东商报
周恩来(右三)与叶挺(右一)等合影
 
       众所周知,皖南事变乃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分水岭。其具体发生过程,学界已有较细致、客观之研究,此处不赘。唯事件之善后,涉及多重国际关系,甚为复杂,对后人体察抗战史之复杂面相,颇具管窥之效。
  延安方面,事件爆发后,高层反应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的主张,是与国民党全面决裂——1941年1月14日,毛致电彭德怀等,指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稍后,因坚持“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毛泽东甚至询问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
  但部分党内高层仍持相反意见——1月15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认为:“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但是某些个别的小的军事反攻是可实行的”,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
  刘如此主张,理由有二:1、“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2、总体上,“我兵力不够”,部分地区,“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亦“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
  刘少奇的意见显然未能说服毛泽东。同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其质询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如何办?”毛泽东此时最苦恼的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1月20日,2月5日,季米特洛夫两次来电,要求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2月9日,崔可夫带来了更明确的意见:“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要团结抗战”、“(中共)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其转告崔可夫:中共已决定不再对国民党采取全面的军事攻势,而转采取全面的政治攻势。因为军事攻势“会妨害蒋之抗日,是极错误政策”,而政治攻势则“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不会破裂国共关系”。
  至于重庆方面及蒋介石,自然不可能详细了解中共内部上述种种政策演变的复杂过程。蒋当日最关注者,乃在欧洲战场局势。苏德关系与英德战局的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抗日外交”的立场抉择。皖南事变的善后,则恰为蒋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观察切入点。鉴于苏联对皖南事变“无不良之反响”,1月1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大可注意之事,岂其决与德、倭开战,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据公号“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