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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7-4-29 10:12:15 来源:山东商报

      去年,中国捐献器官者仅略超4000人,而等待接受器官移植者多达30万。很多病人在医院没有合适的器官移植就只能遗憾死去,他们所渴望的恰恰是那一份生命的延续。面对着死亡又惦记着新生,这是护士赵春红的心声,而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山东,有80多名协调员,他们一直在默默从事着这份特殊又陌生的“新职业”。 文/图记者于娜

 

最近一例,赵春红指导家属签器官捐献同意书
 

  十个潜在捐献者 八个拒绝


  
  生老病死乃常事,而从死到重生又有着微妙的关系,如今赵春红就是为生命延续牵线搭桥的人。作为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临床护士,赵春红比别人更频繁地见证着生离死别,她觉得从一个人身体上“救下”一部分能让另一个人重生,这是特别神圣的事,于是,在两年前,她参加培训,成为山东省为数不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她告诉记者,在患者弥留之际,她们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还会奔走在全省十几家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一般情况下,器官需求都比较紧急,而登记和最后实现的差距非常大,尤其是前几年,阻力太大了。”2015年6月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赵春红满腔热情投入到宣传动员中,然而,往往奔波交流一番最后还是被拒绝,“有的看到我有这个劝说的意向就摆摆手,直接表示我不想捐,还有的连沟通的机会都不给,常常话没说完对方电话就给挂了。”近两年的时间里,被拒绝,是赵春红工作的常态。“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触的10个人中能有一两个成功的就很不错了,还是思想问题,不过换到个体身上,这都可以理解。”
  “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拒绝,压力特别大,再有潜在捐献者也觉得发怵。”赵春红性格外向、善于沟通,即便如此,最开始那段时间,这种情绪还是影响了她不短时间。“后来我想一个器官能挽救的是一个家庭,再难也要迈出这一步。”每个待捐者家属,赵春红差不多都要反复沟通好多次,打两三个电话是最少的。



  “我们凭什么捐!”


  
  从每百万人中捐献器官者的比例来看,中国2.98的捐献率与欧盟相比“少得可怜”,后者的该比例为两位数。在中国“逝者为尊”的理念根深蒂固,工作中,赵春红得到最多的就是质疑、刁难和冷眼。
  德州40多岁的老周去年因脑出血入院,很快就被告知难以再救过来。晚上11点,接到当地医院电话的赵春红第一时间开车赶了过去,到地方顾不上休息就和老周的妻子沟通,俩人一直聊到凌晨3点,实际上,老周的妻子和孩子内心是倾向同意捐献的,但就是卡在表弟和姑姑那里。“老周从小是他姑姑带大的,而他们觉得在农村捐献器官会被人笑话,坚决不同意,所以我就找老周的表弟,却被直接拒绝了。”第二天,仍没放弃的赵春红再次找到了老周的家人,表弟听说嫂子同意捐献了勃然大怒,“他表弟当时就一拍桌子,指着他嫂子说他坚决反对,要是捐就弄死她之类。”最终老周的捐献还是没成功,虽然没有被直接说到脸上,这次的经历也是赵春红觉得遇到的最极端的一次。“40多岁捐献条件很好,其实很可惜,很多待救的病人不得不再次陷入漫长的等待。”
  有很多次,她告诉病人家属器官捐献是造福社会的事情时,得到的是对方严厉的拒绝,“我们凭什么捐,社会给过我们什么吗?”按规定,任何器官捐献都必须由包括父母和配偶等在内的所有直系家属签字认可。在赵春红看来,虽然大众思想有所进步,但面对众多病人家属,她的工作依旧阻力重重,“这主要是有家属自己的关,另外还有周围人的关,大多数都是怕外人说三道四而犹豫,有的甚至同意后又反悔。”


  从“劝捐员”到“协调员”


  
  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山东也开始设协调员岗位,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由于工作性质与劝说家属捐赠器官相似,在过去,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往往被叫做“劝捐员”,但这个称呼遭到了行业内的反对,现在正规的名字就是“协调员”。“捐献完全自愿,我们只是传递信息,让家属了解捐献器官的意义。”赵春红介绍,2015年起,死囚器官使用被全面禁止,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了器官移植最主要渠道,面对不理解,协调员只能主动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很多家属认为我是骗子,就是想要器官,跟做‘白事儿’的没区别,这让我很受伤。”面对质疑,赵春红仍要耐心面对,她出门会将身份证、工作证、协调员证时刻带在身边,以便家属“查验”。
  不过在赵春红看来,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更多的是感动。高番(化名)是最近刚协调成功的一个待捐者。因为意外车祸,47岁的他脑外伤严重,家属已经基本放弃了治疗。在赵春红的努力下,高番的两个哥哥以及妻子和孩子都同意捐献,并于4月26日签了捐献同意书。“我说人死不能复生,但器官可以用在3个人身上让他们重生,这是天大的好事,高番的家属都很赞同。”高番24岁的女儿找到赵春红,含着泪请求最后能让她多陪陪父亲,并且允许走时给父亲洗洗头,赵春红都答应了,“这是孩子最后的愿望,我们应该帮她实现。”赵春红说,作为专职协调员,他们不仅是动员和劝说,还要给死者家属照顾和抚慰。



  声音
  “加班是常事,坚持是想让更多人活下去”


  
  “人什么时候去世谁都说不准,只要有待捐者需要协调,我都得第一时间赶过去,平时也根本没有假期。”赵春红说,这个五一假期她也要24小时待命,“我们很多协调员大年初二就被通知去协调,这种小假期肯定更不用说了。”平时,工作到凌晨对赵春红来说更是家常便饭。“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换种方式救人,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状态。”
  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近两年,赵春红已经成功协调了20多例,参与协调的数量则更多。“器官捐献,大爱无疆,善行天下,我一直在路上。”这是赵春红的座右铭,对她来说,这份工作神圣感胜过了一切,她觉得现在人体器官捐献的情况已经在好转,相信未来会更好,为了生命的延续,她和他的伙伴们会一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