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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至今依然感到孤独?

2017-9-24 7:28:52 来源:山东商报

        长久以来,我们一面不断肯定“生而孤独,人人孤独”的现实,一面又不遗余力对这种常态反复描摹。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对此实在太有共鸣,又实在无力排遣。当然也有可能,人们只是在逃避平庸,毕竟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并非如各自想象般与众不同。无论如何,还是希望,下面关于孤独的有限真相,不是一场浮光掠影的安慰。太容易被自己感动,并非是懂你的人寥寥,更有可能的是,你知道的太少,你的世界太小。

 

虚拟网络有时像无诚意的游戏,反而加倍损毁了我们的注意力、沟通和独处的能力



  孤独是人类进化的情绪产物


  虽然我们今天对孤独有诸多文艺的表达,但回溯到危机四伏的远古时代,孤独只意味着单枪匹马和朝不保夕。在人类间还未能展开充分交流的阶段,孤独的艰险生发出同类联盟的迫切需要,等到群居逐渐定型,孤独又升级成对落单的恐惧。有实验证明,将小白鼠移出群落的行为会刺激它们大脑的激素分泌,从而发生睡眠中断和慢波睡眠减少的情况。总之,孤独从诞生伊始,就自带独特的悲剧气氛。
  其实早期的情感式样,大都来自繁衍的刚需。达尔文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中通过类比后佐证,包括孤独在内的情绪起源,与生存型社会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随后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岁月中,孤独与其它早期情绪会一道,逐渐渗透成人类的本能,就像呼吸和心跳一样,在没有自主意识和大脑皮层的参与下也可以产生。
  所以,你那些“油然而生”的“伤春悲秋”,不妨视作一场健康的情绪宣泄,并非生活真的出了差错。
  真正的问题在于,达尔文的研究只能说明,人类于荒蛮时代的孤独感有助于我们成为更高级的个体,建立更高级的文明。却无从解释,生活在物质最为发达的城市,为何我们总轻易会为孤独红了眼眶?
  这多半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主角光环”在作祟。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早在《人类动物园》中嘲笑了人类的落后:我们原始本能的进化,并未随着我们创造的世界同速前进。具体而言,我们仍然携带老祖宗热衷群居的遗传基因,那是一种建立在互助分享之上的人际交往。但现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何况社会设施的便利,让乐于助人都显得有些多余。这样供给之间的脱节,才是令我们痛苦的真正根源。

  孤独感=社交期望—社交实际

  平心而论,当代人的“社交期望”和有效“社交实际”不会比原始人多更多,那我们的“孤独感”自然也无法比原始人少更少。
  这已经不是莫里斯第一次劝说人类放下自大,正视自己的动物性了。《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是完整的三部曲。《裸猿》还一度成为禁书,被教会付之一炬,三十年后才重见天日。莫里斯在书中坚持,人类即使进化到今天,仍然难逃猿猴的本质,不过毛发稀疏,才被称作“裸猿”。这意思大概是说,在猿猴的大家族中,孙行者是我们的表哥,长臂猿是我们表妹。是不是想想就惊世骇俗?
  再加上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人们对个人权利的珍视,以及权责边界的进一步厘清。原始的欲望强行塞入文明的外壳,我们的心境,呈现出孤独又害怕亲密的复杂样式。难怪《裸猿》只是把都市人和野生动物相类比,到了第二本《人类动物园》,莫里斯就直接将都市人等同于被圈养的困兽了。可能,城市只是将人类的欲望无限放大的场所,我们是拐角里落伍的钢琴,还在咿咿呀呀唱着时代曲。

  科技会带来错觉,我们缺乏独处的能力


  除了研究根深蒂固的生物性,莫斯里也有试图寻找,人类实际可操作的、缓解孤独的途径,所以才有了第三本《亲密行为》。同时他发现,一旦人们渴望参与又处处碰壁,便会趋向于进入假性群体,运用隔离率,恢复类似原始部落的关联。翻译一下,就是人们在人际关系中遭受到的无助,会通过对身边的人群进行归类或贴标签的形式,寻找归宿,得到补偿。
  听上去像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目的是重拾亲密。特别在聊天工具、社交媒体横行的现在,不要说重建失落的纽带,就是立即开展一段新的人际关系,也只是动动拇指的小事。
  真的这样简单吗?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的回应显然不是这样。在她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大趋势是生活的完全网络化”,“第二大趋势是机器人的进化”,合二为一,就是人的物化。
  所以,这种便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本身。雪莉同时总结出了三种由科技带来的错觉:我们可以把精力分配到任何想关注的地方;总会有人倾听我们;我们永远都不用独自一人。
  有意思的是,在还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就预测到了这样的未来。他创造了一个极端的城市孤独者形象“箱男”:他们生活在移动的纸箱中,在纸箱上挖一个孔看世界;他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吃喝拉撒都在纸箱里。所以成为箱男,是因为“都市里总是充满异端的味道,人们寻找自由的参与机会,梦想获得永远的不在场证明”,瓦楞纸箱是与之保持距离的盔甲,是方便逃离的庇护所,也是窥视他人并保证自己不被窥视的工具。现在的情况只有更为严峻,人人都变成了虚拟网络中寄生新媒体的箱男,可以窥见的真实越来越少,箱内的自由,也未必能得到多少。
  这是日本眼中的“无缘社会”,也是雪莉所定义的“群体性孤独”:一面是人际关系的建立极度便捷,一面却是人际关系的实质极度萎缩。我们时刻保持联系,却依旧感到孤独。
  唯有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深刻地认识事物,并与他者建立起合理的、有自我意识的联系,才能不“受制于物”。否则,我们就像是为自己建了一座城堡,却把自己锁了在里面。

  寂寞浇灌出花朵,孤独可以救赎孤独

  孤独既然是生活的常态,就逃不过文艺作品中屡被表达的宿命。像不同的乐器反复演奏同一首歌,殊途可以同归。那么,表达孤独的音乐、绘画或摄影,自然能够注解表达孤独的文字,反之亦然。这是一种美妙的平衡,在互相体察中找到出口。
  阿兰·德波顿在《艺术的疗效》中也说,我们之所以喜欢某件作品,是因为它帮助了我们的心灵。这种帮助,大概不会指乌合之众的情感宣泄,而是认真、平静地搭建一个舞台,某些场景你似曾相识,但放弃了立场先行,一旁围观,你反倒明确了各式对立关系间的苦处,终获释然。
  奥利维娅·莱恩对此深有领悟。一场失败的恋爱,让她独自游走在纽约这座城市,同时体会到焦灼的孤独。为了治愈低落的自己,奥利维娅试图在艺术中寻求慰藉,却意外找到了同类:那些曾生活在纽约城内的各式艺术家,都是陈奕迅用歌声描摹过的,被聚光灯蒙恩的孤独患者。
  于是,她试图寻找艺术家们于孤独应对之道。奥利维娅奔走于博物馆、档案馆,翻阅了无数纽约艺术家们的资料,甚至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私人日记。她在《孤独的城市》中,总能对他们的作品与孤独间的关系,有种精准的诉说。她说爱德华·霍珀的创作方式是:“一边使人深陷罗网,一边将人暴露于众”,她认为大卫·沃纳洛维奇的创作动力在于:“你能展现出孤独的样貌,也能举起双臂抵挡它,创造出作品来当作沟通工具,抵抗审查制度和沉默”; 她关注亨利·达戈的天赋:“达戈的人生揭示了那些导致一个人离群索居的社会因素,以及他是如何运用想象力来抵抗这些来自外部的力量。”
  奥利维娅最终发现,“在孤独中成形的事物,往往也能被用来救赎孤独”。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勇于面对孤独磨砺后的成果。“若你孑然一身,这本书便是为你所写。” 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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