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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监护权别总“不曝不理”

2018-10-9 9:51:34 来源:山东商报

        近日,一则“父亲把6个孩子绑在床板上后续:已被剥夺抚养权,孩子转交福利院”的视频引发关注。在涉事父亲捆绑、虐待子女的事被邻居举报后,村委会起诉要求撤销其夫妇对6个孩子的监护人资格,并最终胜诉。目前,6个孩子由商城县民政局监护,其中,老大跟姥姥、姥爷同住,其余5个孩子已被送往福利院。(10月8日《北京青年报》)

 

  从报道来看,涉事父亲虐待子女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父亲长期以来不但虐待子女,不正确履行抚养教育义务,还把5个孩子先后“出租”给小偷,为行窃打掩护,非法获利,涉嫌犯罪,而这些在村里也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是习以为常的个例。此次由村委会介入,提起诉讼由法院撤销涉事夫妻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民政机构监护,5个孩子由福利院抚养,自然是对这些未成年孩子兜底的保护,让他们远离暴力伤害,获类似于正常家庭的关爱与教育。

 

  但从事件的过程来看,邻居的举报特别是网络的曝光,是促进权利救济性保护补位的关键,摆脱不了“毁治”的窠臼。以此论之,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尴尬,折射出未成年人保护的滞后,对受虐待、受家庭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仍然没有最终走出不告不理、不曝不究的“家务事”困境。

 

  从未成年人的保护来看,并不缺少法律,也不缺少措施,比如撤销监护权,《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就有明确规定,并且2014年国家四部门下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都相应作出了细化规定,为实务的保护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然而理性来看,撤销监护权并不是实位的保护,而是为提供权利救济与庇护合法性的程序,关键还是谁来提供权利救济与庇护,即谁来为指定行使的监护责任买单,真金白银地付出。

 

  这也要求在法律的框架内,至少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法律性的保护上升为制度性的保护:一是谁来行使主张未成年人被监护人侵害的权利;二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构成什么情形才能被撤销监护权,即必须撤销监护权的基本标准;三是撤销监护权后的“下家”,特别是政府兜底的刚性。同时,充分厘清村委会、社区保护责任与民政等组织保障责任的模糊界线,从根本上改变谁介入保护谁来“背包袱”的困局,更有利调动村社等基层组织就近保护未年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此外,撤销监护权并不是惩罚机制,相反对撤销监护权后未成年人权利的救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对失职乃至违法监护人减负,替代支付抚养、照料、教育成本,比如个案刘某因为虐待子女被剥夺监护人资格,反而把5个孩子的养育负担丢给了政府,这种“恶人受益”的结果,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公平正义,这从情感与观念上也消解了实务介入保护与兜底的积极性。所以,在撤销监护权给予受侵害未成年人权利救济的同时,对违法、失职父母的惩戒和为人父母应尽责任的落实不能偏废,比如个案的刘某既要受到必要的惩罚,还必须支付被福利抚养的5个孩子抚养费,相关的制度与机制也应健全。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