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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电影放映队

2018-7-16 11:29:31 来源:山东商报
 
一台放映机,一个人,就是一支电影放映队
 

  7月3日这天,柳埠葫芦套村要比以往热闹很多。


  傍晚,村里待整修的健身广场处传来了响亮的音乐声。天刚擦黑,村民们拿着马扎从四处聚拢过来。电影放映员陈学忠看到这样的场景,脸上露出了笑容。晚上八点,这里将要放映一场露天电影。


  陈学忠不得不感叹,即便是在偏远的乡村,有了电视、手机后,看露天电影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场电影能有四五十人到场,他就很满意了。而年长的葫芦套村村民会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百上千人围坐一起看电影的盛况……文/记者 王彦斌 图/ 记者 赵天羿实习生 杨国超



  队办队



  葫芦套村是济南南部山区柳埠街道最南侧的一个村庄,从这里只需翻越一个山头,就到了泰安的地界。从葫芦套村往北走2公里就是黄巢村,计划经济年代,葫芦套村归属黄巢大队。


  1974年,黄巢大队有了自己的电影放映队。这对于黄巢大队下属的22个自然村是一件大事。这支电影放映队由两人组成,今年66岁的孙洪福是其中一员。在成为电影放映员之前,孙洪福是大队里的广播员,“读了几年书,算是有点文化。”


  “1973年10月25日。”孙洪福不假思索的说出了自己被选拔为电影放映员的时间,那年,孙洪福21岁。黄巢电影放映队属于队办队,也就是大队里的电影放映队,另外,还有国办队和社办队。孙洪福介绍,国办队和社办队是吃工资的,国办队由市里的电影公司发工资,社办队就由柳埠公社给发工资,队办队是吃工分的,工分只能换粮食用。“之所以要在黄巢设立队办队,主要是因为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山路难走,国办队和社办队的电影放映队很少来我们这里放电影。”在济南市,黄巢电影放映队是第一批隶属于大队的放映队。


  孙洪福记得电影放映员的选拔条件有两项:一个是年龄在30岁以下,另一个是家庭成份通过政审。被选拔为放映员之后,孙洪福接受了由济南市电影公司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培训,上课地点在历城县委驻地办公楼。



  第一场电影



  培训还未结束,黄巢电影放映队在黄巢村进行了第一次露天电影放映。


  地点是在小学的操场上,电影公司的领导来了,要对放映员的放映进行现场的观测和指导,小学校长也在现场。那时候的黄巢大队所辖的22个自然村人口不足5000人,而那天到场观看露天电影的人数得有2000人。


  时间是在1974年的1月份,那本该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但是当天晚上,孙洪福只是觉得热闹,没有感知到寒意。“那时候,村民家里只有个小广播,电影绝对是稀罕物。”孙洪福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放映的两部电影的名字:《杂技英豪》和《渡江侦察记》。


  “那部《渡江侦察记》是刚出的彩色版本,好看!”黄巢电影放映队的第一次放映十分顺利。


  对于第一次放映电影的情景,原李家大队电影放映员陈学俭记忆就有些模糊了:只记得是1978年的春天,人很多,放的哪部电影记不清了。今年60岁的陈学俭家住柳埠李北村,高中学历,在成为电影放映员之前,也曾是村里的广播员。他和村里另一位放映员徐祖才负责李家大队6个片(村)的放映工作。


  “所谓的6个片,就是现在的6个行政村,这6个片就是六处放映点,因为有两个自然村极为偏远,所以这两个自然村也都有放映点,所以李家大队就一共有8个放映点。”陈学俭说。



  黄金时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国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文化生活也十分单调,在农村尤是如此,但正是物质文化的匮乏,让一场场乡村露天电影显得尤为珍贵,那个年代也恰是乡村电影和放映师们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的乡村电影放映员是一份体面而又令人羡慕的工作。


  成为电影放映员之后,孙洪福上午下地劳动,管理树木。下午就整理设备赶往各村放电影。“冬天的话,两三点就从大队出发,夏天的话是四五点。”孙洪福说,到了片上之后,熟络的人就会主动邀请他去吃顿晚饭。


  李家大队的陈学俭和徐祖才不再需要下地劳动挣工分,而是专职放映电影。“那时候大队里配有老式电话机,提前给片长打电话,晚上去了之后,片上的生产队会轮流管饭。按说是个轻快活。”陈学俭说。


  这份工作的体面之处还在于,一场电影会有成千上百的观众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放映一场露天电影的大致场景是:离放映电影的时间还有不短的时间,村民早早吃了晚饭,便拿了马扎聚拢过来,男女老少都有,有的人要为此走上五六里地,银幕还没有亮起,广场上或者宽阔的马路上便被围得水泄不通了,甚至有的人会爬到树上和墙上。对于电影放映员们来说,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陈学俭说:“村民看到我开始挂幕布后,就开始占位了,放马扎、画圈、搬石头,各种各样的方式。”孙洪福说:“我那时候放电影,正常来说都有四五百人来看,好的时候要有上千人。七个片,每个片平均一个月去两次。”


  文化娱乐活动的稀缺,让影片变得弥足珍贵。“当时有一个口号,叫‘爱机护片’,就是说你把命丢了也不能把片子给丢了。对片子的保护要求特别严,一卷片子有四五斤重,机器出毛病了能修,而片子坏了就彻底坏了。”孙洪福说,影片的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一部新影片来了之后,全历城县要用,国办队用完了,社办队用,而后才能轮到我们队办队,在我们这里只能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得交上去。



  辛劳



  体面之外,乡村电影放映员也有他们的辛劳。“一开始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村里也不通电,所以要自己带着发电机,光是发电机就有80多斤沉。另外还有放映机、喇叭和幕布,加起来得有个100多斤沉,我们俩人背着。”孙洪福说,而走的路也都是山路,最远的一个放映点要走6里地,从大队过去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孙洪福留有一张拍于1975年麦收时节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他和张继才,孙洪福肩膀上扛着一个安置放映机的木架子,背着一个配电箱,同伴肩膀上扛着一个音响,手里提溜着放映机。他们背后是崎岖的山路。“张继才在54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照片上的这几件只是我们要带的东西的一部分,当时是为了宣传革命样板戏给我们拍的照。”孙洪福说,在1975年和1976年,每年要有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来专门放映7个样板戏。


  到了陈学俭开始放映电影的时候,条件好了一些,已经不再需要带发电机了,也有了小推车。“最远的放映点要走15里地,平路上我们用车子推,不好走的路我们就把车子丢一边,然后用扁担把设备挑上去。”同黄巢大队一样,李家大队起初用的放映机也是8.75制式的,“那时候的放映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说着,陈学俭找到两个烟灰缸,拿在两个手上,一高一低悬在一个黑色的音响上比划了一下。


  除了赶往远处的放映点要费不少劲,每天去位于济南南辛庄的电影公司取影片也很麻烦。对于孙洪福来说,他要先跑上十多里地去坐到市区的车,那辆车一天一趟,八点出发。所以去取片子的时候,孙洪福往往是早上六点就得出门,晚上七点左右才能回家。


  由于常年放映电影,孙洪福的视力也受到了影响。“那时候放映机打出来的光特别厉害。”而孙洪福需要长时间坐在机器旁边,积年累月后,孙洪福看东西,“雾蒙蒙的,看不清。”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后问:“你以前是干过电气焊吗?”



  解散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柳埠推行开来。由此,黄巢大队和李家大队也都解体为行政村,原本附属于大队的电影放映队也就不得不宣布解散。


  电影放映机上交,电影放映员们便失去了这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中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呆在了村两委工作。孙洪福属于回家种地的那一类。


  李家电影放映队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散,而黄巢电影队要更早一些,在1986年便解散了。电影队解散后,孙洪福一度十分着急。“一家子人都得指望我种地来养活了,后来退耕还林,没了耕地就只能种果树。”孙洪福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小的孩子现在也40多岁了。“上面还有老人,孩子要念书,一下子要养活六七口人,家里也没钱。”


  1995年,孙洪福的脖子鼓起来了,是甲状腺肿,现在他脖子上鼓起的包有半边脸大小,“也是急得”。


  陈学俭则留在了村两委担任会计,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李北村的会计。而当年同他一起放映电影的伙计徐祖才则回家放羊了。他们现在已没有了联系。



  数字电影放映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办电影队虽然都解散了,但是乡村露天电影的放映还在继续,因为还有国办队和原来的社办队。柳埠公社电影队就变为了柳埠镇电影队。


  今年54岁的陈海峰在1991年成为了柳埠镇电影队的一员。那时候的乡村露天电影依然十分受欢迎,“用三轮车拉着器材,我们电影队一年要放映500多场电影,春节的时候都不能休息,经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陈海峰说,10年之后的2000年底,税费改革后,就没有放映电影这块费用了,于是镇上的电影队也解散了。


  在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又在柳埠推广开来,柳埠镇又有了三支电影队,也就是在这时候,柳埠槲疃村村民陈学忠成为了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陈学忠今年49岁,今年是他成为电影放映员的第十一个年头。


  柳埠镇一年有1044场的电影放映任务,这十年来,刘学忠一年平均要放映300多场电影。柳埠电影队今年新增了一支队伍,这4支电影放映队一年要负责87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工作。一个电影放映队里只有一个人,陈学忠所在的柳埠三队负责22个行政村的数字电影放映工作。就整个济南南部山区来说,目前一共有13支电影放映队,除了柳埠的4支,仲宫有3支,西营镇、锦绣川办事处和高而办事处分别都有2支。


  1998年,“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开始实施,在2006年进一步升级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按照规划,到“十一五”末期,全国农村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数字电影全部代替胶片电影。



  一次放映



  不同于以往一年四季都会放映露天电影,现在放映电影的日期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只要不下雨,天天都放(电影)。”陈学忠说。


  7月3日,陈学忠计划到葫芦套村放映一场露天电影。临去之前,他要先给葫芦套村的村支部打个电话。村支书接到电话后会安排人在村里的喇叭上进行广播。下午五点半,陈学忠草草吃了顿晚饭,而后驾驶着自家的面包车赶往葫芦套村,面包车里装的便是放映数字电影所需的设备。


  下午6点多,面包车停在了葫芦套村待整修的健身广场上,而后陈学忠将幕布悬挂在了广场对过的一个村民房屋的墙上,将两个音响一左一右放置在幕布旁的三脚架上,再将数字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对准幕布进行角度调试。不一会的工夫,电影放映前的准备工作便做好了。接着,音响里传出了高亢的歌声。


  “今天放啥电影?”路过的村民会问这么一句。


  陈学忠说,2008年他第一年放映电影的时候,村民们看露天电影的积极性还很高。他第一次放电影的时候,观看人数达到了近300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盛况再难出现了。


  “现在小孩子都玩手机了,来看露天电影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陈学忠说,老人们喜欢热闹,所以他们所放映的影片也以老人们爱看的影片为主,以现代戏曲片和战争片为主,山东梆子电影《跑旱船》和河南豫剧电影《敬老院的故事》是近来比较受老人们欢迎的电影。这两部电影的主题类似,讲述的是黄昏恋的故事。


  晚上八点,电影放映开始。这时小广场上聚集了四五十人,大部分是老人,也有几个穿着校服的孩子,路过的中年人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就走开了。两段科教片放了半个小时,而后放映了《敬老院的故事》。老人们看的津津有味,时不时会传来一些欢声笑语。有这么多人看电影,陈学忠很高兴:“看着得劲。很多村子是聚不起这么多人来的。”



  补助



  虽说放映一晚上电影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但相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的电影放映员已不再光鲜。“一般是在家吃完饭之后赶去放映地点,放映完之后回到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山路崎岖,去年夏天,陈学忠在一处位于深山中的村落放完电影,回家路上翻了车,手指遭受了挤压,为此截去了一小节手指。


  “最怕的就是中途下雨,下了雨,一场电影就白放了。”数字放映机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实时记录电影的放映场次和一场电影的放映进度,“放映机上有一个摄像头,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它会拍一下观众,放到百分之九十的时候它会再拍一下观众。如果人数太少了,这场电影就不算数。”


  陈学忠的妻子也多次劝说他不要再干这个活了,但是为了生计,陈学忠还是要坚持下去。除了晚上放映电影,陈学忠白天在村里的小学当保安,一个月有一千多元钱的收入。


  计划经济年代的老电影放映员们在2015年得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按照工作的年限,他们可以领到补贴。“那时候,文化站站长把我们叫过去,说是要给我们发放补贴,我们听了后很高兴。”孙洪福说,他干了13年放映员,一个月的补贴就是20元乘以13年,共260元,一年总共是3120元,每年的补贴在一月份全部发放,今年一月份他是第三年领到补贴。“钱虽然不多,但是国家没把我们忘掉。”


  回家种地后,村里来了露天电影,孙洪福也不再去看了。当陈学忠来到他们村放映电影的时候,孙洪福会过去找他聊聊天,“聊几句就回了,干这个行当吧,有点倦了。”


  孙洪福的孙女今年刚满18岁,高考完正畅想着未来的大学生活,她知道爷爷以前就是电影放映员,但她也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一场露天电影。“那都是给老人看的吧?”


  孙洪福依然记得他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那是在1960年,孙洪福8岁,电影是黑白版的《花木兰》,是个戏曲片,“有个布,能出人,感觉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