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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的时机

2018-9-6 10:46:21 来源:山东商报

        段玉良投案自首、艾文礼投案自首、王社群投案自首……

 

  近来,投案自首的官员有点“井喷”的感觉,成了媒体视野中“现象级”的存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首从轻。对于这句话,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未必肯以身相试。

 

  因为,对于每一个“潜在”的东窗事发官员,在自首和观望之间,

 

  他们都更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一个能够漏网的“幸运儿”,有着“也许没事”的利益最大化考量。

 

  分析来看,贪腐分子是否选择自首,良心发现是一方面,

 

  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反腐环境总体上给“安全着陆”提供了多大概率。

 

  如果一个贪官看到的是自己周围一个个接连“坍塌”,那么,主动上门交代问题无疑成了“最好的结果”。

 

  当然,选择什么时候自首,是退休后、出国后、看到警示教育后,还是发现周围人坍塌式陷落后,

 

  这里肯定会有一个时机。

 

  但无论什么时机,都是一场错过。如果不想错上加错,那还是趁早自首吧。肖明君


 

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资料片)

 

 

  退休后自首的标杆
  

 

  投案自首的官员,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凑齐了一个“群落”。有评论称,在反腐高压震慑之下,“自首效应”正在形成。

 

  9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援引河南省纪委监委的消息称,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段玉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个多月前的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在对外发布的中管干部审查调查消息中使用“已投案自首”表述,这名中管干部是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

 

  对于段玉良和艾文礼两人,坊间的关注点除了“自首情节”,还有二人“退休干部”的身份。从这里看出,“退休不是上保险”此言不虚。他们二人从而也成了退休后自首的“标杆”。

 

  邯郸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样是退休后投案自首。

 

  王社群先后担任过邯郸市委秘书长、副市长、统战部部长,到2016年6月卸任(已满60岁)。退下来的王社群此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据称,退休前两个月,王社群参加了邯郸市委统战机关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他在会上表态,统战干部要先学一步、从我做起,走在前,做表率。现在看来,其主动投案的举动,确实是“向前走了一步”。

 

  在艾文礼被查的消息公布后不到20天,另一位“老虎”选择投案自首,他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铁。

 

  自8月以来,公开报道中选择投案自首的官员还有河北邯郸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河南焦作副市长魏超杰,吉林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刚振涛,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政协主席张建国,湖北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代全,湖北武汉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副主任钟鸿刚,等等。

 

  反腐无上限,老虎级别的腐败官员不少,但是真正投案自首的却十分稀罕。

 

  而河北政协副主席艾文礼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一出后,就传出了一种说法:这是十八大以来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副部级官员。

 

  不过,仔细梳理以往的反腐记录不难发现,主动自首高级官员也存在。比如,艾文礼的老同事,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7月12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宣判中就说得很清楚:“鉴于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据报道,类似情况还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当年判决书也说得很清楚:“童名谦主动投案自首”。

 

  自首前纠结什么
  

 

  任何一名贪腐官员,在选择自首前肯定会有一番痛苦的心理挣扎。选择自首还是蒙混过关,这其中的考量不可谓不纠结。而往往更多的情形是,一个官员选择自首前,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

 

  2008年,年满60岁的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前局长安家盛,退到市政协担任城建环保委副主任,2013年退休。2015年初,曾担任过昌平区委书记的佟根柱,涉嫌违纪违法的消息传出,安家盛一下子垮了,佟根柱也是在2008年卸去区委书记职务,“佟根柱是过了7年被查,我也到了第7年。”2015年春节前,安家盛在机场出境口被告知: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指示精神,你不能出境。安家盛第一反应就是:完了!

 

  2011年,重庆涪陵区检察院曾查办一起国土所工作人员造假骗取国家赔偿款案,并以案说法给400多名干部开警示教育大会。头天上完课,第二天就有5名干部带着钱来自首。从具体情况看,这5个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高压的查处态势。据当地检察院介绍,从5月下旬以来,涉及到当地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目前已经有14人被查处这可以称得上一场执法风暴。

 

  2012年,四川一女乡长冯莹盈扣留67本特殊困难儿童补贴存款存折,从中提取并挪用82万余元用于偿还个人赌博所欠高利贷。2018年4月4日,她主动向组织自首并递上一摞投案材料,“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就在昨天,我看见中田乡几名干部出了事,当时就害怕了,想到这些事情迟早要面对,就主动来纪委监委自首坦白……”巨大精神压力让这名32岁的女干部看上去十分憔悴。

 

  2015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专程到该区农委召开案例分析会,帮助农委系统分析发案原因,堵漏建制,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令检察官们欣喜的是,案例分析会后不久,一位农委系统官员主动投案自首,交代了受贿事实。尽管王某受贿数额较大,但考虑其有自首情节,淮阴区检察院近日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2015年2月4日,头发花白的安家盛走进了北京市纪委传达室:“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前局长安家盛前来投案自首!”

 

  在谈到艾文礼一案时,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提到,艾文礼是典型的河北本土官员,在老家唐山任职二十多年后,两进两出石家庄市委,中间在承德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艾文礼在石家庄期间,风评是“存在感比较弱”。除了紧急救火外,“三年大变样”工程可能是他数得上能被记住的工作。在公开报道中还可以查到,当时艾文礼要求创出“石家庄速度”,而这样的大干快上,结果常常带来粗糙的治理效果,城建又是腐败的重灾区。2013年那次民主生活会上,艾文礼自我批评:“追求轰轰烈烈有响声,存在着以主观意志代替群众意愿的现象。”追求轰轰烈烈,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当时拆迁改造时的气势。十八大后,自周本顺为书记的那届河北省委班子频繁出事后,艾文礼一直是民间落马呼声比较高的一个。在他的老家唐山唐海,一直有“艾家五虎”的说法,兄弟五人中有官有商,在当地可谓声名赫赫。

 

  “有趣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了一起发生在艾文礼老家的诈骗案。判决书显示,诈骗犯就是打着能通过艾文礼安排工作的名义实施犯罪的。对于自己的那点事,以及在群众中的口碑,想来艾文礼不会一点数没有。”

 

 

        震慑出来的“自首效应”
  

 

  面对这么多自首官员,面对不少人痛哭流涕“自陈罪行”,看起来真的是良心发现和发自内心的痛改前非。

 

  不过,对于更多倾向于进行背景分析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自首官员的增多是反腐收紧震慑的效果显现。

 

  曾经见证了香港由贪污之城变为廉洁之都全过程的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贪污发挥吓阻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刑罚有多重,而在于贪官认为他们有多大的机会被抓到。如果一般的官员感受到,一旦他贪污腐败了,被抓的机会超过50%,那就成功了,就有阻吓性。”

 

  多年从事反腐倡廉研究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也说:“如果一个国家贪污犯罪案件的查处率比较高,即使废除死刑,腐败案件也不会上升;反之,即使保留死刑,腐败案件仍会上升。”事实也证明,查处率越高,对贪官的震慑力越大,贪官就出的越少。反之亦然。

 

  这种震慑效果,通过境外出逃贪官的陆续回国可见一斑。即所谓“出境已无路,自首才有门”。

 

  新华社报道,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8月23日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指出,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前,向有关部门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有效挽回被害单位、被害人经济损失,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显然,该《公告》的“要义”之一,除了为依法惩治职务犯罪,更在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近年来,我国主动设置国际反腐败合作议程,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重要原则,倡导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同时,新修订的刑诉法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告人死亡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规定,解决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缺席审判制度的问题,标志着我国追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意味着涉贪涉腐,必然是人财两空。

 

  这些对于已出逃和试图出逃的腐败分子,也无异当头棒喝,产生了强烈震慑效应。

 

  2015年6月25日,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败露而潜逃加拿大的原太原迎宪焦化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牛丽英经劝返,回国投案自首。她是“百名红通人员”第4个归案者,也是第一位主动投案的外逃人员。在她之后,外逃人员开启了“自首模式”。

 

  其实,国内反腐环境的不放松,震慑更成为常态。近年来,国内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大老虎和小苍蝇。这无疑对一些贪腐官员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他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选择自首这条“重生”之路,才能“心安”,才不用像惊弓之鸟般紧张害怕。

 

  自首获轻判的导向

 

  “如果主动投案自首,能否得到宽大处理?”这恐怕是每个涉事官员自首前要反复确认的问题。

 

  对于主动自首的人,法律一般意义上会显示“从轻处理”的。这既是对于涉案人的一种劝诱,也是减轻司法成本的必要举措。

 

  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打虎”中,湖南“首虎”童名谦就曾因“具有自首情节”被从轻处罚。按照北京市二中院的判决书,童名谦犯了玩忽职守罪,且情节特别严重。按照刑法规定,此类情形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按照最后的判决书,童名谦“具有自首情节,有较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且系初犯、偶犯”,最终童名谦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自首,一般的看法就是主动上门交代问题。不过,对于官员自首的认定,还是有一定前提要件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有问题不主动交代,东窗事发后处理结果大不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写明,可被定性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主要包括:被调查人犯罪以后,犯罪事实未被监察机关发现以前;犯罪事实虽被发现,但不知何人所为;犯罪事实和被调查人均已被发现,但是尚未受到监察机关的询问、讯问或者尚未采取留置措施之前,主动到监察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等投案,接受调查等。

 

  按照监察法的规定,嫌犯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可以从宽处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监察法释义,曾给出解释,从宽处罚的建议包括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幅度内适用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处以较短的刑期。“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免除处罚”,是指虽已构成犯罪,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判处刑罚。

 

  2016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了追逃“百名红通人员”第15号陈祎娟的过程,当时,外逃英国的陈祎娟在和追逃人员接触时,同样流露了“能否得到宽大处理”的担忧。

 

  最终,追逃人员化解了陈祎娟的顾虑,于2016年1月14日将其劝返回国。2017年2月18日,陈祎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曾告诉法制日报,结合对投案自首或被劝返的9名“百名红通人员”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既要打消其他外逃涉嫌犯罪人员的侥幸心理,也要让他们看到回国自首是“比较好的结果”,这是一种清晰的导向。 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