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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在真实的基础上才有价值

2019-1-19 10:30:42 来源:山东商报

         近年来,曾国藩一直是出版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无论是《曾国藩家书》还是写他的书都活跃在各大书店、报刊亭上,读者学他的“慎独”,学他的“牙齿打掉和血吞”……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太多了,到底要读哪一本?百万畅销书作家张宏杰潜心创作20年,继《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后推出集大成之作——《曾国藩传》,该书于今年年初正式上市,以传记的形式,还原一个真实的曾国藩。记者 张双

 

 



  曾国藩与同僚、朋友圈



  记者:从您写的《曾国藩传》中看,曾国藩写日记,与他刚到北京担任京官时,一时间很不适应有关。这段时间,曾国藩从一个小镇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见识、有底蕴的青年京官,他得到哪些高人的帮助?


  张宏杰:曾国藩在北京期间还是得到了挺多帮助的,就像穆彰阿。这个我也没有避讳去提,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奸臣形象,但是他对曾国藩的确是很爱才。他去帮助曾国藩,不是因为曾国藩贿赂他,而是他主动地对曾国藩表达欣赏和提拔,曾国藩一生对他其实也是非常感恩的。还有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很多同事,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书法家何绍基,在书法方面对他也有启发。


  记者: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对肃顺会比较熟悉,但并不了解他对曾国藩的提携,他与曾国藩之间,究竟交情如何?


  张宏杰:他跟肃顺的交往是比较多的,曾国藩的一个社交特色是不越界,他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尺度,他不是说谁对我有用我就跟他搞得如胶似漆,天天一起吃饭喝酒,他在官场上不讲跟人,这样的话那个人一倒他也跟着倒了。他的一生很谨慎,做事懂得规避风险。他跟肃顺、穆彰阿的交往也是他风险意识的一个体现,这两个人都倒了,但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交往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的交往。


  记者:一些与曾国藩有矛盾的人,很多没有好下场。但是,作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截留了该给湘军的军饷,曾国藩从大局出发,并没有与沈过多纠缠。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矛盾,有什么方法呢?


  张宏杰:我感觉他是分成两类,一类是湘军集团内部的人,或者是他的朋友,他是信奉卓诚为本,就是人以伪来,我以诚往。这样的话减少社交成本,能够让大家把心思都放到政策上;对待集团外部的人,比如对王有龄,对何桂清,包括对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都有非常心狠手辣的一面。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是很好强的,但是在带领湘军之后,特别是后期,他就越来越学会了妥协和容忍。他和沈葆桢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虽然沈葆桢是下级,但是基本上他都是在包容沈葆桢。



  曾国藩与皇族



  记者:以前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中,对咸丰大体上还是肯定的。但在您写的《曾国藩传》中,对咸丰帝的乱指挥、猜疑,以及他外交政策的荒唐失败,有诸多的批评。能否全面地评价一下,咸丰帝与曾国藩的关系?


  张宏杰:我的评价是,咸丰有种妇人之识,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他只注重小处,不注重大处。书中也有写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与英法两国争执的都是一些礼仪上的事情,比如你不要在我这里派外交使节,比如见面要磕头,不磕头不见。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到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四国使臣驻扎在北京。签完了人家退兵后他又后悔了,接受不了他们到北京来不磕头,他就让大臣把这个推翻,大臣说这个很难推翻。他说那我提个条件,英法两国关税全免,你看他们能不能答应。大臣说皇上,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这么办咱们国家就垮了,关税一年也有好几百万,现在我们财政紧张,再没有关税的话,我们的财政就崩溃了。他是好面子、注小节的人,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思维,他和曾国藩的冲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面。


  记者:皇族对于湘军是经常掣肘的领导集体。但就是这个团队,竟然最后还是带领湘军走向了胜利。这是算运气吗?


  张宏杰:我觉得不是皇族带领湘军走向胜利,只不过是皇族解除了对湘军的束缚,让他们自己去发挥。就像改革开放,敢于放权的地方马上就焕发出活力了。像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人,如果在乾隆时代,曾国藩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儒臣,左宗棠干脆就出不来。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为什么到晚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皇帝比较懒,不管事儿,民间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曾国藩几次挫折与应对



  记者:曾国藩有很多次挫折,比如他少年时代与父亲一起,从十四岁开始考秀才,每年复读,考了五次都失败了。对于这些挫折,他转败为胜的关键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能力有一种叫做逆商,就是该如何面对逆境。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因为他天资比较平庸,从小经历了无数的挫折,所以他的逆商很高,他能够做到越挫越勇。特别是多次考秀才失败,他锲而不舍,最终科举成功的事实,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教育。这一点,洪秀全和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洪秀全也是多次考秀才,但是考了三次之后,就精神崩溃了。


  记者:曾国藩的第二次挫折,应该是中进士之后,到翰林院做了京官,发现自己的学问太浅,见识不够,这种挫败感让年轻的他竟萌生了退意。这样的挫折他是如何度过的?


  张宏杰:曾国藩刚到北京做官的时候,确实也有挫折感。因为他作为一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家境又那么贫寒,来到北京,见到那么多世家大族的子弟,那么多有学识的人。跟人家一比,他确实是有一种自卑感,但是正是这种自卑感促使他立下了要学做圣人的志向。这是他离家学做圣人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很多人在写历史人物时,很容易会有情感代入,比如写左宗棠的就觉得曾国藩很差,但是我觉得您还是很好地保持了一个中立的态度,这是您长期写作训练造成的吗?


  张宏杰:如果从文学角度去写一个人,这样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历史的真实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写了,要破除你头脑中“情感先行”或者是“立场先行”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这样的问题,有文人的传统,一写文章感情就非常充沛,包括过去的科举考试,比的就是给你一个芝麻大的事儿看你能不能写成西瓜那么大,还得写得让人信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诡辩术,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虽然我写的东西都是面对普通读者,从学术角度讲这叫“通俗历史写作”,但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要真实。所有的东西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