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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与保密“镖局”

2019-9-23 11:24:17 来源:山东商报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致力于与窃听器、针孔摄像头、定位器背后的窃密者和商业间谍展开较量。刘超龙就是一名“反窃密斗士”,他从业7年,行走在反窃密的前线,刘超龙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商场暗战,深刻体会过委托人的重托和信任;站在反偷拍的风口浪尖上,体验过受害人的无助和彷徨。曾为一件棘手的技术问题彻夜无眠,也曾为最终排除了威胁源而暗自欣慰。刘超龙说,我们就像是古时押镖的镖局,不允许失败,一次失手,就在江湖上没得混了。文/图 记者 宗兆洋

 

 

刘超龙拿着红外线检测仪搜索屋内隐蔽摄像头

 

       办公室查出6个摄像头

 

       “嘀嘀嘀……”刘超龙指着一个茶叶罐说,“这里面应该有摄像头,标记一下”,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刘超龙找出了6个针孔摄像头,有装在茶叶罐上的、有放置在书里的。“一般我们只负责找出来,做上标记,由客户自己去报警处理,如果让我们拆除,会让客户再签一个知情书”。在进入客户要求检查的地方时,刘超龙和自己的团队都需要戴上手套避免留下指纹,然后用各种先进的设备,凭借经验和技术进行搜查。


       刘超龙在郑州读的大学,毕业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北京的一家安保公司工作,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反窃密行业,“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帮助客户把窃听器、摄像头找出来,并且我们还能做‘防御’。” 入行时,刘超龙问过自己的师傅,“师傅,咱们这行会不会饿死?我会不会还没学到您的手艺就下岗了?”他的师傅瞟了他一眼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会需要咱们。”


       那时的刘超龙不懂,也不理解,哪有这么多人需要他们做反窃听检测呢?他觉得,生活这么美好,怎么会有人窃听别人的生活呢?就这样,带着疑问,刘超龙还是一头扎进了这行。


       他入行后接的第一个活,是在一个城市的城中村里。客户是村里的村主任,恰逢换届选举,客户感觉最近被人窃听了,对方也没有窃听到有价值的信息,只是用窃听来的家长里短经过添油加醋之后传播出去,败坏客户的名声。这个客户现在已经很谨慎,自己也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是不想长期生活在这种阴影下,所以找到刘超龙想找出窃听器。


       而刘超龙在客户家里的台灯里检查出了远程窃听器。“当我们把东西拿到客户跟前时,客户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找出来就行了,我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刘超龙收集的各种隐秘摄像头,用来“反偷拍”培训

 

       反窃密专家

 

       而在山东,有一例被公开的窃听案件就发生在潍坊。刘超龙说,其实,真正的窃听器已泛滥市场,而且让人防不胜防。


       Technical Surveillance Counter Measures,直译为技术性窃密对抗策略。技术性窃密指的是利用光学、声学、电磁学等技术手段实现的偷拍、窃听、定位或其他渗透性窃密。相应的,TSCM就是与之对抗的反窃密手段。

 

 

检测设备热成像检测仪

 

 

插座里的摄像头

 


      刘超龙是一名已在TSCM行业内深耕7年的反窃密专家,也是国内TSCM行业的第一批拓荒者。是一名TSCM的技术工程师,也是国家注册CISP(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信息安全技术工程师。


       近年来,频发的偷拍案件让刘超龙开始反思,除了大公司的商业机密,普通公众的个人隐私更需要有人守护。作为反窃密行业的一份子,自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与朋友在山东潍坊开了山东知行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间谍门”


  2012年,对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来说,注定是不安定的一年。当年年底,三一宣布总部迁往北京。从当年各大媒体的报道来看,三一无奈“迁都”的背后,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最大的原因与当地另一家工程机械行业巨头中联重科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一名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三一重工的“间谍门”事件是三一集团做出将企业总部搬离长沙这一决定的导火索。


  据公开报道,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知晓者仅寥寥数人。但第二周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长达数月的自查,至今未发现任何马脚。


  9月初,三一内部高层营销会议曾遭泄密。该会议由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主持,其讲话被秘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邮寄至各大媒体。攻击者称其9月混凝土泵车销售量仅为15台,其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事实上,这一销售数字为200余台。为了澄清事实,三一不得不发布紧急公告。


  11月5日,中联重科称三一集团采用技术手段窃取他们的商业机密,三一还从本地高校物色情报人员,导致三一一名员工被抓,一名员工被监视居住。这一切令梁稳根震怒不已。


  16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地辗转而来。梁稳根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由于担心被监听,梁稳根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让刘超龙记忆深刻的是去年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客户。这个客户找到刘超龙的时候,描述的情况是,最近工程投标,接连失利。每次竞争对手仅仅以低于他们报价的1个点中标,而且连续几次都是这样。客户百思不得其解,怀疑过内部人透露标的额,但是客户说参与投标的都是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而且都是知根知底的,平时待员工如兄弟,不可能有人会和外人串通一气,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怀疑自己公司内部有东西。


  刘超龙根据客户提供的情况作了分析研讨之后,制定了一套检测方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在客户的会议室里,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出了东西。会议室里的咖啡机,同款同品牌同型号的咖啡机,被商业间谍掉包成了窃听器。”刘超龙说,因为在投标前,客户都会把参与投标的员工召集到办公室做一次投标模拟,而模拟结果都被窃听器外泄出去。也是从这开始,刘超龙逐渐相信了师傅说的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需要我们。”


  刘超龙给我们讲述了他所遇到的各种匪夷所思的窃听方式,有一种是“激光窃听”,就是在500米以外的地方发射过来一道激光,激光射到玻璃上,当人们说话时会在玻璃上形成震动,激光把“震动”记录下来,然后在传输回去再翻译出来,这样说过的话就会被窃听。“其实这种窃听方式还不是最先进的,有更多的你想象不到的窃听方式。”


  刘超龙还有一位老客户,特别注重自己的隐私保护,来山东出差入住酒店总会让刘超龙去打前站,“我们会先去找一家高档酒店,给他开一间套房,然后对房间进行检测,确定里面没有摄像头或者窃听器后,我们会把这间房‘封’ 起来,一直到这个客户入住。”



  一群特殊的客户


  “做这个行业不是我的兴趣,做这个行业的意义才是我的兴趣,以前我的理想是做记者,机缘巧合进了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两个行业有共同点,都是‘斗士’。”刘超龙笑着说,“我们这一行靠的全是自己的良心,需要守得住底线。”曾经有上海的一家公司给刘超龙打来电话,给他5万元钱去装一个摄像头,被他拒绝了。


  “现在全国真正做反窃密的公司不到40家,达到一定水平的专业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在北京或者深圳,山东只有我们一家是专业做反窃密的。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比较尴尬,国家没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和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去给客户做检测时,会签很多的知情书和同意书都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我们自己行业内也有一些自己的规矩,比如说,我们不会去政府机关的场所做检测”。


  “现在每次检测完,心里都会后怕”,刘超龙说,他们做完检测工作后,不会在当地停留,“也会害怕打击报复,你不知道你检测出来一个窃听器或者一个摄像头的后面有多大的利益纠葛。”


  有时候让刘超龙更头疼的是一群特殊的“客户”,“有很多抑郁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者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人监听他们。”去年,有一个中年男人给刘超龙打电话说自己被人监听了,“这个人告诉我,有人通过脑电波在监听他,并且密谋要杀害他,他可以听到他们说话,这明显是有精神疾病。“后来刘超龙了解到,这是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一家人靠着他生活,平时压力很大。“遇到这种人,我们也很无奈,只能是通过技术方面给他们解释,目前还没有技术可以达到这种窃听方式。”



  偷拍、窃听为何屡禁不止


  刘超龙的公司办公室不大,70平方米左右,一进门就看到摆放了各种各样设备的架子。“这都是一些我自己做的针孔摄像头,用来培训学员的”,刘超龙说,其实“偷拍”所用的各种隐秘摄像头在反侦技术上来说比较简单,“相对窃听器,针扣摄像头的技术只是入门,检测摄像头的技术也相对简单。”


  那为什么偷拍却成为全球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顽疾。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韩国的偷拍案件数已从2010年的1100起增加到去年的6000多起。今年3月,山东公安机关打掉一个偷拍黑产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扣押作案用针孔摄像头300余个,查获酒店客房偷拍视频10万余部。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数百间酒店客房被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刘超龙告诉我们,偷拍泛滥更多的原因是违法成本低、利益高。“现在针孔摄像头很容易就能买到,也很容易改装,不到一百元钱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隐秘摄像头。”刘超龙说,现在对于酒店的管理权责不明确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有一些酒店他知道自己房间里被人放了摄像头,但是他们因为检测成本太高,不会去排除,现在法律上对于酒店的责任也不明确,所以酒店方也不在乎,最多赔偿房费。”


  “黑产”是刘超龙经常说的一个词汇,也是他们的“行话”,相对于反窃密,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反“黑产”。“黑产”就是“黑色产业链”,刘超龙告诉我们,在偷拍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与网络色情产业相结合的偷拍黑色产业链,它涵盖了从偷拍设备制造出售,到不雅视频贩卖传播的各个环节。不法商家会通过网站、微信销售偷拍设备。获得私密视频后,偷拍者会将其出售给色情网站或下级代理。


  “现在我们正在做关于反偷拍的公益培训,现在已经做了两期了。”刘超龙现在创立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防护实验室,通过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培训课程,让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全力打击“黑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