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民国的书籍与影视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继在“三国热”、“明清热”等潮流之后，“民国热”悄然登场
关于民国的书籍畅销不衰，民国题材的影视剧铺天盖地
“言必称民国”，似乎成为社会文化舆论的一种时尚
在这场“民国热”的热潮中，我们，是否应该进行一次冷思考】
民国热的起源
在“三国热”、“明清热”等潮流之后，有人提出了“民国热”。书店里，相关书籍杂陈，电视台整日播放着民国时的政治阴谋和爱情眼泪，报刊网络上，谈论民国的文章也开始流传。有人开始研究民国人物的“绰号”，甚至有人选出了“最适合娱乐圈的十大民国人物”，杨度等人赫然在列。
“民国”一时成为人们眼中“暗自散发文化热力的关键词”。难怪有人感叹，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一类的书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了”。
不过，人们追思那个人人都个性突出的年代时，用的却是一种并无个性的、雷同化的泛滥方式。
尽管封面上印着“风度”、“秘闻”、“真相”等等大相径庭的字眼，在许多出版商的眼中，这些书只有一种含义。这个含义从福建一位同时操作着两本“民国”类书籍的编辑嘴里脱口而出：“好卖！”
在热闹中待久了，总是让人想起曾经的冷清来。1999年,当学者傅国涌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这个领域还“远没有这么热”。
当时，有人约傅国涌写几篇晚清民国的文章。他并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现成资料可以阅读，所有的文章典故，都是他从原始的材料，诸如传记、回忆录等中积累和搜集而得。
近十年过去了，傅国涌在这个领域中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言权。他所开的专栏和所写的博客，拥有不少拥趸。他努力推崇的民国人物风采，也逐渐为时下人们所欣然接受，并成为热门话题。
傅国涌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的第一本书《追寻逝去的传统》，由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操作。不过，该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有些无奈地承认，把这本当时好评如潮的书，和众多的“素描”、“掌故”放在一起，一定毫不起眼。
周实发现，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而大部分图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
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喜欢民国史的人，都感觉那个时代不管如何，毕竟很有趣。”学者谢泳这样概括民国文化为何逐渐流行，“对文化上有些追求的人来说，最怕的是乏味，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好玩的事。”当人们对这种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就会去寻找慰藉。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被屏蔽的这些“有趣”元素，逐渐开始流行。
傅国涌认为，有关民国的话题，包括整个近代史的话题，一段时间中属于敏感领域，甚至“禁区”，是因为那个时代“离现在太近，跟现实是连在一块的，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个人层面一些思考和探求的进行，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民国的一些话题，正在慢慢获得表达的渠道。
在出版界，找到这种渠道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进行中。周实记得，当时刚刚“解冻”，民国时一批作者的作品，如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书，得以出版，并且销出了很高的数量。
这种作品出版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到90年代，转向当代研究者对当时作者命运的探讨。“民国一直是出版界有想法的人喜欢的领域。”周实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比较容易说出东西”。如今，今人的评述性研究，已经取代民国时期作品，成为新的出版主流。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化”之后的“解冻”，谢泳对“民国”话题“由冷变热”更倾向于积极方面的理解，将其视为公众多了解了一些历史的真相，对历史有了一些新的判断。
“也就是把历史还原到接近历史真相那一面，或者再简单说，就是对‘民国历史’多了一些正面评价。”
在这种变化中，他能感受到逐渐生长的本国国民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过去，人们的认识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的四大家族”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现在，持这种片面僵化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起码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曾国藩是汉奸”这样的结论，已经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了。
被扭曲的“民国热”
翻开一本本关于民国的书籍，好像掀起了一块块幕布。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在上面演出着令现代人“目瞪口呆”的大小段子。大多数作品和读者评价，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些或放诞，或嚣张，有时甚至略显荒唐的故事上。
一时间，民国人物的“风流”和“真趣”成为人们一本正经追慕的对象，或饭后茶余的谈资。
而与之相应的是，各种戏说式的民国作品也纷纷出现，“民国”被打造成了“小资”和“情调”的代名词，戏说民国也成了民国作品中的主流方式。
从这种趣闻趣事的风行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看到了“大众传播和学者研究中间的距离”。
他表示，这样的“戏说”，从当年各种帝王剧开始，影视、出版界的一些作品，从研究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严谨甚至不真实的。
曾有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批评。在杨奎松看来，这种情况难以改变，是因为戏说的作品，有着不可改变的读者群。他们不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的阅读可能只是在火车上打发时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的文章，往往因为过于艰涩，很难进入大众传播。
几年前，他为杂志《百年潮》编稿子，曾经试图改变学界的这个顽固习气。他找了一些很好的专业论文，请作者改写，目的是要“好看”。不料，有的改写虽然“好看”了，却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演绎成分很多。还有的，则干脆交不出稿。
“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篇文章中，杨奎松这样写道。
而如果历史学家不去做说明历史的工作，其结果，“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造成“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电视剧或历史小说当中旧说陈袭，却影响甚广”。
这种被扭曲的民国热，傅国涌也曾遇到过，几年前，他着手写一篇关于王世杰的文章，当时搜集材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比较完整的东西，而各图书馆的资料也非常少，他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资料。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颇有影响。再后，他上网搜索，便发现了不少关于王世杰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里面引用的材料，许多出自他的文章，有的甚至经过了数次转引。
而随着民国热的升温，同样的问题逐渐多起来。傅国涌写文章时，总是比较重视史料工作，如今他发现，许多关于民国人物的著作中，关于同一个人的故事，反复提及的总是相同的几件，有的甚至在引用中以讹传讹。他自己就发现过，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史料，却连他自己所加的评论也作为原材料加了进去。
“市场上出版的书，注水的本来就很多”，如今傅国涌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民国类图书中。
同时他发现，在选材上，只有一部分名声较大的民国人物，在出版物里面“走红”，似乎大家都在谈论陈寅恪、吴宓。其结果，许多非常能反映民国时代特点和思想的人物，仍旧被人冷落。
综合《中国青年报》、《国际先驱导报》
■ 观点
历史大趋势
不能模糊
记者：对于目前社会文化风潮中兴起的这股民国怀旧热，如何看待？
南方朔（中国台湾作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现在民国也不再是历史的“禁忌”，并且完全否定民国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重新解读历史的时候，应该也要有历史最基本的谱儿啊。在新形势下研读历史时，不能偏离大历史的方向和潮流。
什么是历史最基本的谱儿？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可能重来一次，并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就是“顺潮流而动则昌，逆潮流而动则亡”。任何国家、任何历史事件几乎都符合这一铁律。
我们考察历史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不能违背历史的大趋势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假如历史搞错了，那就完全没有是非对错了。
至于把“民国”打造成“小资”“情调”的代名词，其实“小资”的历史观是最莫名其妙的，因为小资的人是通常不讲究历史的是非对错，纯粹只追求生活倾向，追求情调，是一种享乐主义。大历史的潮流和发展趋势，就被这部分少数“小资”人群的生活态度给扰乱了。
现在“民国热”，我觉得已经有点搞过头了，已经把历史大趋势模糊掉了。
阮次山（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其实关于民国的一些论述是伪命题，民国并非人们所幻想的那样。“言必称民国”这种风潮实际上是完全基于对民国的无知，对民国存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要客观、要看到主流。搞历史研究，就是要还原事实，落脚点是要对历史作出客观评价。体现历史人物温情一面的任务，应该主要由历史传记的作者或者小说家来承担。历史学研究如果片面强调温情主义，那是哗众取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