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怪圈

　　从始至终，方明都不知道收到自己红包的医生姓名。

　　他的妻子10月下旬住进菏泽市立医院，开刀前，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他人牵线，方明趁着一个机会，硬生生地往那名医生手中塞了个500元的红包。

　　方明心里踏实了许多，也觉得靠着这个红包，与主刀医生之间有种信任的模糊感觉，开刀过程中的医生建议，他不再犹豫和怀疑。

　　10月30日，方明的妻子在这天要出院。正办理手续，护士长找到他送回了那个红包，方明有点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刻。

　　如果说方明是一个分子，下划线下面的分母则有1500人。三年间，这些人往菏泽市立医院的医生手中塞进了百万元。

　　所有的递送红包者和医生，均可在菏泽市立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朱朝金手中查到，并且在医院内部通报，甚至一度都向社会公开。很快，朱朝金发现了一个悖论，每年清退工作越来越忙，送红包的却越来越多。 

　　8成红包

　　集中在手术科室

　　12月1日，记者见到朱朝金时，他手头上正有厚厚一沓11月份《菏泽市立医院医务人员退红包记录单》。

　　记录单上有医务人员姓名、所在科室、患者姓名以及递送红包的金额，以及退还后的当事人签字。每到月底，所有的医生退还红包金额、次数，都会由党办统计后下发到各科室。在骨科商业贿赂案发前，甚至还会在网上公示。

　　这一方式该院已经坚持3年，始作俑者就是朱朝金。

　　2008年8月他自菏泽市立医院医务科到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一职，12月份留心了一组数据，为当年医生清退患者递送红包的数额，当年达到12万。

　　转过年头，朱朝金向院领导建议，能否将医生清退红包的人次、金额，每季度在全院内部公开。这一建议得到支持，后来内部通报频率又从季度调整为月度。

　　在每月退还红包的统计通报中，记者发现患者塞红包的定向性非常明显，基本都是各科室的“名角”，如骨科的两名副主任李连亭和陈永志、普外科的王伯祥等，去年12月份全院共退红包43000元，这三人约占一半。

　　朱朝金告诉记者，菏泽市立医院1600多名职工，不是随便一个医生护士就能收到红包的，8成红包都集中在了手术科室的主刀者手中。

　　有内部医生说，医院各科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科室。举例说，普外科就是一级科室，放射线科就是二级科室。普通人看病只能接触到一、二级科室。并且，患者只会把红包给那些在关键时候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医生。这就是各个一线科室里面的正、副主任医师，绝大部分医生是拿不到红包的。

　　退红包“先锋”

　　陷入“回扣门”

　　病人试图借助红包的方式，与医生进行市场化的交换，寄望获取较好的医疗服务。在这样的方程式中，医生在红包中只是获取了钱吗？

　　在菏泽市立医院，有位普外科医生在其内部论坛上发表了对收入不满的帖子，其中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满腔热血把医学会, 当了医生吃苦受罪；从早到晚比鸡还累, 一日三餐时间不对；迎接检查让人崩溃, 病人告状回回都对；工资不高还要交税, 晋升职称回回被退……

　　其内部多名医生向记者表明，现在自己的收入并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辛苦学医十年、二十年，手术台上还有高风险，每月却只有几千元的工资。

　　有位医生建议将红包“洗白”，“我们可以上缴红包，院方收上来后，可以作为奖金给我们颁发。”职业道德和收支利益，很多医生在其中挣扎。而在公众看来，目前医生已经处于较高收入群体，如菏泽市立医院医生收入，明显高于当地普通公职人员和企业人员。

　　菏泽市立医院党委办副主任李文龙对记者说，“在红包面前，收不收，就在于医生自己的内心。”毕竟哪位医生收红包、收多少红包，往往没有第三者知晓，而医院在做回访时，不少患者也不承认送过红包。

　　昨天，记者根据退红包记录单，拨打了一位患者电话，对方一直不承认送过红包。

　　7月份，该院骨科闫传柱、李连亭、陈永志三名负责人因涉及医疗器械的回扣被检察机关调查，目前虽无涉罪的定论，但此事被披露后仍对菏泽市立医院产生较大影响。

　　记者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退红包情况通报上发现，其所在的骨科退红包数额约占全院三分之一。闫、李、陈三人，所退红包额度非常大，尤其是李连亭和陈永志，常常每月退还五六千元的红包，较之其他医生明显高出一截。

　　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上缴红包只是为受贿打掩护，舍弃小红包收了大红包。

　　对此朱朝金说：“虽然他们三人目前因医疗器械商业贿赂正在接受调查，但这与患者红包是两码事。他们如果爱财，完全可以将这笔钱纳为己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

　　《菏泽日报》记者陈奇曾经面对面采访过李连亭，在他的回忆中，来自农村的李连亭，对于患者非常照顾，所塞红包均会退回。2009年、2010年，李连亭退红包的金额连续两年全院排名第一。 

　　越退越多

　　红包清退“推手”看不懂

　　南京师范大学法理学博士丁延龄指出，如果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生收纳患者红包，虽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但并不明确。在实际中，司法机构也并不将其作为主要受理案件。但发生在医生跟医药公司之间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则会按照商业贿赂罪严格进行查处。

　　记者了解到，目前众多医院多以内部规范的形式，要求医生拒纳红包。

　　2009年，菏泽市立医院一年的红包清退额跳涨到30万；2010年，退还次数533人次，红包金额达到31.4万；今年1到9月，退还次数即已达到530人次，红包金额已达39.2万。

　　记者了解到，该院下发的《职业道德奖惩条例》中规定：退“红包”、“回扣”、拒绝吃请的，医院给予表彰和奖励，并作为个人职称晋升的依据之一。而对于确实无法当场退还的“红包”等物品，文件还规定，应在24小时内上交科室，作好登记，并在5日内有两人在场，通知当事人退还红包。凡收受红包等物品隐瞒不退不交者，视为受贿。

　　朱朝金告诉本报记者，现在红包清退工作力度越来越大，但送红包的却越来越多。“我没法判断，现在这个社会怎么了。”

　　外部人士判断，这样的鲜明事实直接说明现在医患之间的信任度。 

　　边骂医院边塞红包

　　没办法，只求心安

　　方明对本报记者说，在妻子住院准备开刀前，一没关系、二没背景的他，心里一直嘀咕要不要表示一下。没有牵线人，他采取了最原始方式，瞅着没人机会，往主刀医生手中塞红包。“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希望给妻子做手术时，能够细心一点、到位一点。”

　　还有患者说，“我们只是借助红包跟医生做个交换，用钱来换取较好的医疗服务。”

　　记者反问这位患者，看病求医按照医院制度要求支付医治费用即可，为何还要向医生个人送红包？他说，“现在整个风气就是这样，现在是一边骂着医院，一边求着医生收红包。没办法，求的只是心安。”

　　朱朝金说，工作中他们也发现，很多患者是求着医生收红包。500元被退了，他们觉得是不是医生嫌少，马上会装1000元送来。

　　今年7月份，因涉嫌商业贿赂案目前仍在检察部门接受调查的骨三科主任李连亭，当时再三拒收一位病人500元的红包，这位病人不知怎样查到李连亭手机号码，转而为其充了5000元话费，病人当时的心态可见一斑，后李连亭为其返还了现金。

　　很多医生一般是在手术前，为让病人放心踏实，对拒绝不掉的红包先收下，等做完手术后再退还本人。

　　在菏泽市立医院的内部论坛上，有医生将目前的医患紧张关系归咎于媒体，并对新闻记者抱有偏见。记者也发现，持有这种看法的医生并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媒体在医患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医生欺骗患者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进而社会对医生和医院的信任大打折扣。

　　但有患者认为，是目前医院诊治的不透明、高收费，医疗资源的紧张，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

　　前不久，菏泽市立医院党委会通过了院训，其中“厚德”被列为院训第一位。院内门诊楼内，抵制红包、回扣的警示牌，对外的举报箱，分外醒目。（注：应采访要求，方明为化名）